制度不立　成長歎氣

　金融風暴，令全球經濟在陣痛中尋求翻身。
　台灣，像位於颱風眼，風雨中仍站得住腳。香港、日本、馬來西亞等東亞主要國家，今年經濟預估均將呈現負成長時，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目前預估還能達五％以上，顯得出眾。
　民間投資活絡，支持著台灣近兩年的經濟成長。根據主計處資料，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五．三％，其中民間投資就貢獻了二．八個百分點。
　在美僑商會今年公布的白皮書中，就讚揚台灣彈性的產業政策、健全的金融體系及優越的地理位置，營造出理想投資環境。這份報告形容台灣是「暴風雨中的巨石」。
　然而，巨石擋得住風雨，卻難敵像土壤內酸劑一般的投資障礙，自內部腐蝕台灣產業優勢。
　一家投資民營電廠的英商，因遲遲無法取得建照，在損失五千八百萬台幣後決定退出。計劃負責人也被母公司開除，原因是︰「沒有認清中華民國法律，以及社會規矩。」
　遭受地方政府抗爭，拜耳也將TDI（甲苯二異氰酸酯）設廠計劃撤出台灣。
　台灣拜耳副總經理陳嘉鐘不解地指出，這項設廠計劃，由於初期及後續投資金額達一千兩百億台幣（相當於今年民間總投資金額的十分之一），拜耳的各國子公司都希望能爭取到這項計劃。台灣憑藉地理位置優越及高素質人力，取得優先設廠權，最後卻因非經濟因素失去這項重要投資。
　後來拜耳這項投資案，落腳於更注重環境品質的美國德州。陳嘉鐘抬起頭，若有所思說︰「台灣的好條件及競爭優勢，會被自己人磨光。」
　法令不合理，以及地方政府勢力抬頭，已讓企業飽嘗投資障礙之苦。
　「政府架構大，法令繁複，就是最大投資障礙，」豐群投資集團董事長張宏嘉說得斬釘截鐵。
　張宏嘉分析，政府官員本是為人民興利，但現在公務員動不動就被質詢、審問甚至收押。這些威脅，讓公務員必須訂定更多法令、更多審查單位，讓更多官員背書，因此造成投資過程冗長。「官員先想到保護自己，人民權利則是其次，」張宏嘉直指。
　這種防弊重於興利的心態，讓許多投資計劃掙不脫重重法令網。
　「不要因為倒了一幢房屋，或是失事飛機中無法確認某個人身分，才開始改法令，」長春石化總經理林書鴻痛心︰「台灣法令夠周到了，再製造法令，會讓大家一步都行不通。」

投資深陷法令網

　長春石化最近正積極在彰濱工業區、麥寮工業區買地、設廠，為了建廠事宜，讓林書鴻傷透腦筋。
　站在白板前，林書鴻畫起工廠建照申請流程圖。從環保申請許可、工廠設立許可，到申請建築執照，林書鴻扳起手指算，五年前大概十五至三十天，就可以全數過關。「現在呢，大概要一年半至兩年才能建廠，」林書鴻放下手指，搖搖頭。
　這種行政效率，跨年代來看，不僅讓年逾七十、有四十年企業經營經驗的林書鴻深感今不如昔；依地區來看，也讓許多跨國公司，對在台灣設廠投資採保留態度。
　根據《天下雜誌》針對台灣中、大型外商所做的「外商投資意願調查」，只有七％受訪者，將台灣列為最具外資吸引力地區；而美僑商會的調查也顯示，四成二美商認為在台灣設立據點困難。
　台北市美僑商會會長，同時也是美國運通銀行台灣區總經理的韋傑夫，依多年派駐亞洲主要國家的經驗指出，一項投資案相關手續，如果在香港辦，由於程序公平、透明，只需要幾天；若在台灣辦，蓋的章多，還要花時間揭開不透明的資訊，往往需要幾個月才能辦成。
　企業急得跳腳，政府也無可奈何。
　在一場工業區開發的研討會上，一位廠辦開發業者就抱怨，每次毗鄰地開發要變更地目時，總要耗損人力時間準備數十箱資料，讓工業局堆在儲藏室備查。在場工業局官員雙手一攤：「因為有漏洞，才要堵，總不能企業賺錢，官員抓去關！」
　張宏嘉說，公務員怕法令而生的無力感，正逐漸蔓延成企業的無力感。

地方築起投資障礙

　十一家民營電廠，三分之二在申請程序中受阻，企業想在國內投資的雄心一再被澆熄。剛被經濟部取消發電權的富保和中電廠，負責人嵇國忠憤慨指出，企業想根留台灣，反而要遭受更多不合理待遇。
　攤開申請電廠的程序清單，嵇國忠列出十四道手續，須呈報的單位有經濟部各單位、台電、環保署、勞委會、縣市政府、省建設廳等十個不同機構，結果過了九關，最後卡在地方政府不同意，之前三年努力付諸流水。
　「企業鼻子最敏銳，」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指出，當企業發現，台灣投資環境其實不比國外好，「不用你反商，企業自己會走。」
　而近年政治生態丕變，地方政府、民意代表勢力崛起，正微妙築起另一堵投資障礙。
　一個中部縣市要成立專業工業區，負責工業區開發的工業局人員要兵分多路：一方面向縣府官員、地方議員簡報；另方面則由中層官員出面，向當地最具「影響力」的中央民代，說明「資源如何妥善分配」。
　研究產業經濟的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所所長朱正中，形容現今台灣的投資決策是：「閻王（中央）好談，小鬼（地方）難纏。」
　根據《天下雜誌》今年「外資投資意願調查」結果，經濟部相關部會如投審會、國貿局、工業局，被評為行政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門；而地方政府則與稅務機關、海關、環保署等機構，一同名列行政效率不滿意榜單。
　台灣拜耳副總經理陳嘉鐘，就肯定中央財經單位的努力，「他們很清楚台灣仗可以打，經濟不能衰退。」但陳嘉鐘卻不認同地方官員的態度：「案子不喜歡，就會被壓下來。」
　「與地方溝通苦不堪言，」主管工業區的工業局第五組組長張璠說，一個工廠要設立在海邊，需要中央官員拜訪縣長。縣長同意後，漁會有意見。漁會疏通後，漁民不承認協商結果。好不容易也過了漁民這關，隔壁漁村漁民跑來說他們也受影響……。
　張璠舉例，現在麥寮附近有二十一個自救會，只要工業局跟其中一個協商，「明天馬上變成兩百一十個自救會，」張璠苦著臉說。
　過去由上（中央）而下（地方）、命令式的經濟開發模式，隨著民主化快速進展而失效。
　「如果東西橫貫公路現在要做，就算動員所有民間資源，也絕對做不起來，」身兼台灣日光燈董事長的嵇國忠認為：「中央政策貫徹不到地方，地方政府也管不到民眾，台灣現在是一國多制。」

一國多制

　制度追趕成長，讓許多投資活動呈現「先比賽，再定規則」的怪現象。
　像民營電廠投資計劃，雖是未來幾年經濟成長動力，中央與地方卻始終沒有相同步調。
　一位學者批評，一些民營電廠依據經濟部與台電規定得標，並逐步通過環評、取得土地、申請融資。結果，卻被地方政府以「一縣只能有一個電廠」、「不接受燃煤發電」為由，拒絕核發建照。
　「這是挖了陷阱，要你往下跳，」富保和中負責人嵇國忠恨透這種沒有規則的投資遊戲：「就算要拿肉包打狗，你也要先告訴我，有多少隻狗，需要準備多少肉包！」
　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經濟開發模式不再可行，在地方勢力抬頭之時，企業仍未找出與地方政府互動的新模式。
　台經院研究二所所長朱正中指出，企業習慣依賴中央當保姆，不與地方政府互動，深化了投資時的歧見。
　「大型開發案進行兩年多，地方政府才被告知，」因反拜耳案名噪一時的台中縣長廖永來抱怨：「一開始就搬院長、部長來壓你，要求發特殊建照，叫我如何做地方整體規劃？」
　廖永來指出，除了縣政府，台中縣土地還分別轄屬港務局、國有財產局、省政府。這些土地在利用時縣政府沒有參與權，「發電方式、廢氣排放量，都沒有事先溝通，」廖永來無奈說：「為了反應民情，縣政府只好在環評時表達反對立場。」

有權，更要有責

　精省後，地方政府在稅收、人事組織、立法將有更大權力。工業局局長汪雅康說，地方政府有了權後，在改善投資環境上，會有更大發揮空間。
　「要把中央與地方審查投資案的權限，分得更清楚、簡單，」張宏嘉建議：「不要讓民眾到處去打聽誰比較有力，怎麼辦比較快！」
　有了權，地方政府要有責的觀念。
　一位經濟部官員指出，有些地方首長喜歡爭「權」，卻缺乏「責」的觀念，「有時候還會聯合民眾，以企業做為籌碼，一起向中央勒索。」
　法令繁瑣，與地方政府勢力抬頭，讓企業投資時頻遇障礙。
　值此全球不景氣之際，許多學者建議，政府不應該只下猛藥、追求短期經濟成長，而應回頭掃除投資障礙。
　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主任周濟觀察，全球經濟亂象，部份根源於投資、生產過剩。周濟建議，為避免捲入下一波風暴，政府不該盲目鼓勵投資。
　「何不放慢腳步，花些時間與精力，用來檢討法令、建立制度，謀更長遠經濟發展，」清大經濟系教授黃春興苦口婆心說：「現在正是清理長期追求經濟發展，所遺留下來形形色色垃圾的時機。」

解開法令的結

　解開法令的結才能簡化投資程序。
　經濟部長王志剛坦承，像地目變更程序冗長、投資事項審查繁瑣，根源是「法綁死了。」王志剛直言：「法規要先鬆綁。」
　工業局局長汪雅康不諱言，現在政府的做法，只能在個別企業遇到問題時，由政府特別設計解套辦法，最後再一體適用到所有企業。
　因萬客隆設在工業區不合法，張宏嘉多年來奔波尋求解套。他認為，法定得過嚴，應該修法及簡化政府層級，否則行政官員努力半天，只是挖東牆補西牆，無法達到全面效果。
　除了修改過時法令外，還要建立制度，才能讓中央、地方、企業不再打沒有規則的比賽。
　回饋金、環境影響評估，都是亟待建立的制度。
　中經院研究員許志義分析，回饋金沒有合理、透明的制度，多採黑箱作業，才讓地方想牟利益的團體有隙介入、漫天要價。
　許志義舉例，像現在民眾抗議架設電線經過自己家門，以影響房價、健康及風水為由，要求回饋金補償。
　許志義認為，要解決類似爭議，應建立地役權、管道法等制度，只要電力公司拉電線經過房舍，就可減收固定比例的地價稅，或是減免電費。「而不是個別議價，讓急著用電的企業一旁枯等，」許志義建議。
　環境影響評估，是另一個亟須釐清權責、適用範圍的制度。
　「為什麼中央通過的環評，地方政府可以不承認？」台灣拜耳副總經理陳嘉鐘憤怒中帶著不解。

公信力破產

　台經院研究二所所長朱正中指出，目前環評制度遭遇的困難，就是政府公信力破產，組不出讓全民信服的環評機構。
　朱正中建議，民間應成立永久、獨立性環評組織，不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由專職專業人員負責審查，所做成的決議大家才能服氣。
　除了專業、獨立的審查機構，政府更該建立環境地質資料庫，以免讓耗時費力的環評，扼殺企業投資意願。
　絲織公會總幹事葉乙昌指出，設立在雲林的絲織專用區，為建立一年四季的環境資料就足足花了一年半。「而整個工業區投資，一天利息就要近百萬元，」葉乙昌估算。
　一位資深環保記者認為，政府早該有系統地建立全省各地、各季節的環境地質資料庫，讓企業投資及政府審核有所遵循，「怎麼可以讓個別企業，浪費那麼多時間、金錢，去做政府應該做的事？」
　除了以擴大內需來刺激經濟成長，台灣可以做、可以想的事還很多。
　「台灣要有迎接低經濟成長的準備，」台灣三菱商事董事長豐★浩一建議：「政府不要有短期政策，民眾也不要怪政府無能。」
　在台灣求學，豐沢浩一對台灣有深刻觀察：台灣習慣追求短期利益，往往吝於花時間在制度的改革與思想的轉變。如果在這段「度小月」期間，拋開經濟成長的包袱，調整制度與想法，「才能在原來高基礎上，繼續創造成長，」豐沢浩一語重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