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菁英踏浪歸

「走遍了天涯海角，還是故鄉的月卡圓；
呷遍了山珍海味，還是阿娘煮的卡有味。
秋風一日一日吹，日子一天一天過，
我已是一個受盡風霜，吃盡苦楚的人。
故鄉的父母，久年不見的好朋友，
早年讓你們頭痛、給你們煩惱的我，
已經成功回來了……」
－閩南語「回鄉的我」
回來了。
　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與朱經武共同發現新材料、提升超導溫度的吳茂昆、異議人士彭明敏、中研院士吳京，及更多負笈海外、鄉旅異國的人士，紛紛回來了。
　遷台以來，源源外流的留學潮，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大量的回流。只不過十年前，天下雜誌還為文長歎「人才胡不歸﹖」（見天下雜誌第二十五期），而今，根據青輔會的估計，到去年底為止，二十二年內，共有三萬七千多位留學生回國，其中將近一半是最近四年內回來的（見表一）。「今年估計會再回來六、七千人，」青輔會主委尹士豪翻著跳升的數字說。
　回來的人各種主修都有，其中又以工科及商科最多（見表二）。人才回流的原因也複雜多樣。有的主要是受台灣的黃金發展機會吸引；有的思鄉心切，急著回歸故土；也有的希望回台開創人生、事業第二春，施展更大抱負。
　量多之外，這一波人才回流與過去最大不同之處，是一些在各領域有豐富工作經驗的海外菁英，也隨潮歸鄉，為正在轉型的台灣，注入一股不可忽視的動力。
　工研院長史欽泰指出，十幾、二十年前，工研院吸收海外人才，千辛萬苦，只能找到學校剛畢業的或已經退休的。現在，有工作經驗的博士，主動來求職的，「一堆，一大堆、」史欽泰粗略估計，過去五年，工研院就增加了三百多位有工作經驗的國外博士。他指出，近年美國ＩＢＭ及貝爾實驗室等大公司重整，釋出大批研發人員，是人才重要來源。
　
逆流的人
　
　翻開報紙，各種移民廣告顯示台灣仍有許多人汲汲於移民，卻有一批人如鮭魚般逆流返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校長牟宗燦，三年前接下花蓮東華大學校長的職務，回到台灣。他到韓國的美國大使館辦理放棄美國籍，只見大使館門口長長地排了兩三百人，要申請入境美國。他晃晃手中的美國護照，不必排隊就進去了。移民官一再地問他：你確定嗎﹖這真的是你要的嗎﹖還要牟宗燦親筆寫下一段放棄國籍的宣言。走出美國大使館，長長的隊伍更長了，牟宗燦不禁感觸萬千，三十年前，他也一樣排在幾百人後面，一心要到美國：「三十年大迴轉，又回到自己的地方，人生的際遇、變化，能不感觸嗎﹖」
　從憂心腦力外流，到豐沛的人力回流，一出一進之間，是台灣、美國政經情勢的大逆轉。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力鼎盛，而飽受戰爭蹂躪的台灣，仰賴美援，從廢壚中重建家園。向美國取經或淘金，遂成大學畢業生的第一志願。太空計劃室籌備處高級顧問戴廣勳，民國四十六年成大畢業，退伍後帶著向親戚借的八十美元，搭貨船「渝勝輪」，在海上漂了一個多月才到美國。當時蘇俄搶先打上人造衛星Sputnik，美國人急得不得了，甘迺迪總統一上任，高唱「世界第一（Second to none）」，科技、軍事、經濟，樣樣大手筆地發展，「這就是強國的姿態，」戴廣動不勝欽羨。
　快速發展中、需才孔亟的美國公、私單位，爭相網羅理工特強的台灣留學生。仲琦科技總經理劉漢興，博士論文還沒寫完，就被如日中天的貝爾實驗室相中，五天內帶他飛了五個都市，和二十幾個單位面試，其中有個單位，四個主管當天晚上就帶劉漢興到一家昂貴的法國餐廳，給他一份工作，如果他答應，馬上給他一部汽車電話。「當時汽車電話才開始發展，非常神氣的，」劉漢興後來選擇到基礎研究部門，因為「貝爾實驗室如果有人拿諾貝爾獎，一定在基礎研究部門。」
　巨大的經濟、生活條件差距，對台灣留學生有無限的吸引力。台南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葉純甫，二十五年前赴美留學，在醫院當實習醫生，年薪折合台幣有二十多萬。而他的二哥，在彰化銀行升到襄理，年薪只有他的十分之一。家族在鹿港埔頭街住了兩百多年的葉純甫，學成後決定留在美國。「回台灣也沒有適當的職位，相當浪費，」在伊利諾大學新生兒科做到副主任的葉純甫說。
　
機會無限
　
　只不過短短二、三十年，美國已經從最大債權國，變成最大負債國。大企業危機頻傳，裁員、減薪時時可聞。高失業率及貧富差距，甚至引發洛杉磯種族暴動。剛拿到自然資源與環境博士返國的王鴻濬說，最近美國找工作不容易，大家都回來了，特別是工學院的畢業生。
　太平洋的這一端，卻成了全球經濟的新焦點。台灣的薪水，已比美國所差有限，卻有無窮的發展潛能。儘管島內憂心之聲頻傳，但從外面看來，台灣經濟每年以六％成長，外匯存底世界數一數二，海陸空各項重大建設如火如荼地展開──太空計劃、捷運、毫微米計劃、國建六年……，預算動輒千百億台幣，是一個遍地機會、躍動中的土地。
　政、經、社全面震動轉型的台灣，有身陷經濟停滯的西方國家最缺乏的－機會與挑戰。發展的可能，使台灣像塊磁性飽滿的大磁鐵，帶動了新的回國潮。
　與往年最大不同的是，除了剛畢業的留學生外，這批回國人士中，許多是工作經驗豐富的人，他們選擇在中壯年後回歸，各有不同的原因。
　有人關心這塊土地，想在關鍵時刻出點力；有人想充分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再創生命高峰，而二者，經常相輔相成。
　在花蓮生長的吳茂昆，賣了美國的房子，運回車子，在四十歲這一年，返台主持國科會的超導研究計畫。「在國外做得好，只是個名字，沒什麼實質意義，」吳茂昆說，有些事一輩子一次就夠了，實驗室裡的突破，他個人的榮譽已獲肯定，一些物理學的教科書已有他的名字。四十歲以後，他有很強烈的動機，想做一點實用而影響力更大的事。台灣很熱切地想促成超導在工業、醫學等方面的實際運用，給他一個依自己想法創造新局的機會。雖然有風險，但「我用我的事業來賭，」吳茂昆說：「在台灣玩出東西，比在國外更有意義。」
　在異國工作，最常有的挫折是──很難進入決策階層。對於有心突破的人，台灣提供的創業機會，極為吸引人。
　在美國近二十年的裕德通訊董事長曹震，回想兩年前創業時，投資人金世添原先就認識他，對電信這個行業又熟，一聽曹震的投資項目，「投資計劃書，不用看，馬上投資，」四十出頭的曹震，有遇上伯樂的痛快。金世添在台灣電信業關係非常好，裕德的上下游產業，金世添都有投資，合作關係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另一大投資者交通銀行，則在財務方面給他詳細的規劃、分析，「很多好處，能不回來嗎﹖」曹震說。
　海外的經驗，使他們覺得有掌握機會的優勢。在美國培孟拿醫療中心（Pomona Medical Center ）做到外科主任的詹啟賢，「不想把成就感限在手術房裡」，正好八○年代末期，美國對醫療制度有許多批判及探討，詹啟賢密切注意，白天開刀，晚上到學校上相關的課程。這幾年醫療體制成為台灣重要議題，醫療生態面臨改變，醫院也開始重視管理，「面臨中年危機，不安，想突破」的詹啟賢，接受了台南奇美醫院院長的職務，帶回他在美國觀察、體會的經驗。
　
再創高峰
　
　許多海外有成的人，一方面將屆退休，思考最後工作階段將如何做人生最有效的衝刺，再加上關心這塊土地，紛紛趕在台灣轉型的關鍵機會點回來貢獻心力，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是最為人知的例子。自己回來之外，李遠哲還推動中研院士回台灣，原子與分子研究所所長林聖賢，就是其中之一。
　專攻理論化學的林聖賢說，在台大時他高李遠哲一屆，實驗室就在隔壁，晚上熬夜做實驗，經常互相串門子。為了邀請他回來，李遠哲花很多心力，想盡辦法給他所有的便利－包括幫他太太找工作。「道德上，我很難退縮，」五十七歲的林聖賢說，李遠哲的盛情之外，牽引他回鄉的，是台灣目前的處境。
　民國五十一年赴美、現任亞歷桑那大學化學系教授的林聖賢說，七○年代那陣子，海外知識界流行大中國主義，他和許多教授每年都到大陸講學，旅費都是自掏腰包。但這幾年看大陸對台灣不友善的舉措，「我們滿腔熱血被澆了冷水，」生於彰化的林聖賢說，現在大家都變了，對台灣特別關心，眼看台灣在外交、工業相當困難的處境，他覺得學科技的人可以回來做些基礎的扎根工作。
　「我很珍惜在人生較尾的生命，有機會和台灣百姓鬥陣，」曾是黑名單人物的陳唐山，二十多年前在美國就認識夏漢民、孫震，時而一起打桌球、喝啤酒。陳唐山看著他們倆畢業回國，一路當到大學校長、部長，他卻因政治因素回不來。解嚴後，黑名單逐漸解禁，陳唐山不但回到台灣，還當上民進黨立法委員，「當年黑名單的人質詢部長，」陳唐山笑著說，質詢時，孫震、夏漢民就坐在備詢席上。
　還有一年就可以從美國商務部退休的陳唐山，趕在縣長選舉時回台灣，「有機會回來，不回來，會被人家笑，說你陳唐山古早攏是講假的，」現任台南縣長的陳唐山說，民主化讓台灣日漸開放，可以有著力點，而且台灣正處在轉型的關鍵點：「不能再用說的，要親身下去做。」
　也有些遊子聽到另一種呼喚，來自年事漸長的父母。台灣光復以後陸續出國的留學生，二、三十年下來，父母也到了最需奉養的年紀。當年葉純甫的母親臥病在床，他經常美國、台灣兩地跑，最高紀錄，一年回台灣三次。看在父親眼裡，數落他：「一張眠床好好不睡，偏偏要在地上翻來翻去。無論如何，一生中總要做個決定，回來吧。」母親過世，給葉純甫很大的刺激，眼看父親也過九十了，剛好成大有個職位，他決定回來。合約都簽好了，八九年底上任，沒想到父親在五月過世。談到這裡，葉純甫停頓了許久，才說：「回來了，總算對父親有個交代，如果父親看得到，一定會很高興。」
　
人才換時間
　
　中國留學史，是一部古老帝國掙扎現代化的辛酸史。一八七二年，中國第一批一百二十名公費生，肩負救亡圖存的重任，抵達美國。這些留學生回國後，並沒有進入決策階層，對滿清的自強運動，影響微不足道。
　政府遷台後，蓽路藍縷中培養的大學生，大批負笈異域，學成後多留在當地就業，成為台灣最奢侈的外援。
　善用海外知識、經驗，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助力。過去二、三十年陸續返台的留學生，像漢寶德、林懷民、吳美雲、孫震、郭為藩、沈居山、苗豐強、胡僑榮、吳靜吉等人，數量雖不多，但在各行各業，都有開創而深遠的影響。
　在台灣政、經、社全面進行轉型的關鍵時刻，又有大批海外人才回國，台灣對他們有相當的期許，也因期望高而有嚴格的批評。
　用人才換取時間，儘速將台灣拉高到國際水準，是台灣對歸國人才最殷切的期望。「技術是國際性的，競爭也是國際性的，」工研院長史欽泰表示，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正大量流失中，亟需技術密隻產業來彌補，靠國內自己的力量，是可以轉得過來，但「慢慢轉個十年，國際競爭早就把你搞垮了。」
　史欽泰說，台灣最缺的，是前瞻、大型計劃的經驗，借助歸國人才在海外累積數十年的功力，可以很快跨進新領域。像工研院ＨＤＴＶ計劃中，幾個關鍵技術，如數位壓縮、訊號處理等，都倚重國外回來的人才。
　儘管台灣已出現高學歷失業的警訊，但就人才結構而言，研究發展人才仍然不足，海外人才正可補此不足。國科會主委郭南宏指出，先進國家每萬人的研究發展人口，是三十五到三十九人，而台灣只有二十三人。他鼓勵海外人才多從技術、研發切入台灣產業：「補上空缺的環節。」
　位於台中的塑膠工業發展中心，就借海外研發人才搭起台灣與先進技術的橋梁。總經理林來福從大陸製瓶公司（Continental Can ）請來擁有多項保特瓶專利的林志清，希望將台灣原以ＰＶＣ、ＰＥ為主的容器，改為更符環保標準的保特瓶。也曾赴美留學的林來福說，國外回來旳人，比我們起步早，已有經驗，「一來直接上線，不必從頭摸索。」
　在美國十多年的林志清，研究台灣容器產業狀況後，發現以中小型廠為主，美國那套大量生產的技術、設備，不能勉強移植。於是和生產原料的遠東、新光合作，更改配方，使它能用台灣現有的設備壓出保特瓶。「不要賣弄自己有多高科技，要讓中小企業老闆知道，不必花太多錢，又馬上可以用來賺錢，才可能說服他改，」一直到二十九歲才出國念博士的林志清，很自豪他對台灣企業文化的了解。

放下身段
　
　對台灣的了解程度，是歸國人士成敗的關鍵。一位回國近二十年、卓然有成就的企業主管強調，國外的那一套，不能盲目地移植到台灣來，否則反而對台灣有害。例如一些學者全力鼓吹大學自治，忽略台灣的黑函與買票文化，結果幾個大學校長選舉，鬧得風風雨雨。「不放下身段，謙虛地了解台灣，只盲目地照國外那一套抄，反而會把台灣帶上歧途，」這位主管警告。
　不少海外人士，一回台灣，就被賦予重任，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瞿海源指出，專業能力強，並不表示領導、管理能力也強。以學術界而言，是很缺乏五、六十歲的領導人物，但從海外回來的人，能補得上嗎﹖他覺得可能性很低。「少數人肯回來，能發揮多少作用﹖回來接得上國內的學術環境嗎﹖帶得動學術風潮嗎﹖」瞿海源表示，在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答案之前，就給國外的人很好的條件，請他們回來，「那國內的不就都是二等人才﹖」
　對海外人士而言，他們的生命有兩次大轉折，第一次是要融入異文化的社會，那時，他們年輕，在學院裡也有較長的緩衝期調適。歸鄉，是第二次大轉折，這時，許多習慣、價值已養成，而且社會對他們的期望高，責任重，又沒什麼調適時間。歸納前人經驗，要讓第二次轉折順利一點，台灣及歸人需要互相配合。
　首先，回國前要先能掌握台灣狀況。
　史欽泰表示，工研院在晉用海外人才時，會透過各種接觸，了解對方是否合適，也給對方慢慢吸收、適應台灣環境的機會。例如透過近代工程研討會，讓海外人才參與台灣發展，多幾次接觸，不管是工研院或是台灣企業界，都可從中尋找合適人才。
　回國後，要多借重了解台灣的本地人才。台積董事長張忠謀表示，國外的人最不足的，是對台灣的了解。台灣相當重人脈，特別是管理工作，完全是人際關係，因此要借重了解本地的人才。「我在工研院時，倚賴胡定華為左右手，」回國十年，張忠謀覺得學了很多。
　低姿態，有時是必要的。「真的要做事，必須和大家都一樣，」最近剛得到超導體界最高榮譽Bernd Matthias Prize的吳茂昆，曾因高薪被媒體列為四大天王之一，帶來很多困擾。從下個學期起，吳茂昆成為清華大學教授，放棄國科會的特殊待遇，領一般教授薪水：「希望不必要的壓力能減少，專心做該做的事。」
　
歸鄉路迢
　
　和全力吸收各國人才的新加坡相比，台灣相當幸運，有這麼豐富的海外人才庫可供運用。經建會副主委薛琦，樂觀大量海外人才回流：「就像水一樣，讓他流，就會活，」任台大經濟系主任時即延攬海外人才返國任教的薛琦說，人回來，帶來新觀念，突破意識的框框，讓社會年輕、活潑。
　考選部長王作榮指出，許多在海外有二、三十年工作經驗的人，想法與作法都受到西方影響，會比較公私分明、就事論事，比較有法治的觀念，而且見識也可能較新。他們與現有的台灣文化會起衝突，但兩種文化的衝突往往會產生出創新的文化：「他們回來是好事。」
　對「不同」的容忍與接受，是個費時的學習過程。對台灣、對海外人士，踏上台灣島，只是歸鄉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