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陷入民主泥沼？

校園民主如野火般，正在校園中燃燒著。
　所燃之處，引來陣陣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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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變成少數人的權利？
　在有二百二十名教授參加的台大校務會議中，管理學院的教授為因應社會需求，而提出增設保險研究所、人力資源研究所的提案時，少數聲音大的教授否決說：「何謂人力？只聽過馬力、牛力。什麼？要提高生產力？這不是替資本家剝削嗎？」「大學不談社會需要，只談學術。」一名台大教授憤怒地指出，新大學法規定的大學最高決策機構--校務會議，竟然這麼粗糙地否決提案。儘管有二百多人參加，但大多數人是沈默的，只有十來個人控制整個會議。「他們又兇又惡，沈默大眾何必惹麻煩，怕被兇回來，下不了台，」這名教授說。
　這名教授也不禁同情校長，因為擔任會議主席的校長要求一連發言五次的教授，給他五分鐘的發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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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無效率的代名詞？
　七月十三日，台南的成功大學校長馬哲儒、帶領將近一百位教授代表，召開由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的馬拉松校務會議。這天是討論成大新修訂的組織規程。整整一天才討論七條，到了中午會開了一半，也有將近一半的教授離席，有的拿著便當離席，有的陸續走掉。
　有一名教授走到會場外抽菸、鬆口氣，因為會場內由少數人壟斷會議，令人昏昏欲睡。他吸口菸說：「民主是無效率的代名詞。」另名教授成大工業管理研究所教授李茂雄說：「我真想教他們如何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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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民主是泛政治化？
　極力鼓吹校長要普選的政大，有教授建議一旦選出新校長，所有行政主管（包括三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及所有院所主管）也必須統統下台。一名政大英語系教授指出，三長下台還算合理，但讓所有系所主管統統下台就不太合理。事實上，政大有些系所主管已有相當民意基礎，有的是已經由系所教授選舉出來。
　「這樣走下去，什麼都用選舉，是不是好事？」這名政大英語系教授搖頭：「學校這社會最後一塊淨土也喪失了。」

一股擋不住的趨勢

　「這不是你喜不喜歡，而是趨勢，」政大銀行系教授殷乃平說。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校園外的民主，在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等人歷經七年的爭取之後，也延伸到校園內。
　去年立法院二讀通過新修訂的大學法，今年一月由總統頒布實施之後，大學校園一下子獲得了寬廣的自主空間。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已成為國內大學普遍追求的課題。
　各大學校務會議取代了以往的教育部，成為大學的最高決策機關。
　各大學也享有充分的人事自主權。上至校長，下至教師的聘用、升等，都由大學教授或遴選、或普選選出。
　校園民主如能健康成長，學術則可望擺脫政治官僚的束縛，學生將可以獲得更多獨立思考的空間，台灣整體社會也會產生一股清新的改革力量。
　但從近日來大學校長選舉所呈現的種種怪象，不禁令人擔憂，校園民主已難逃台灣惡質選舉文化的浸染。
　即使是堪稱流弊最少的成大遴選校長模式，也令當事人相當傷心。原本呼聲很高、卻落選的二位——成大前教務長翁政義及成大醫學院院長黃崑巖回想選舉過程仍不舒服。
　翁政義說：「每一次選舉都令人傷心一次，選舉時間拖太長。」
　黃崑嚴原本被遴選委員由九十名候選人中遴選進前十名名單，卻在第二階段全校近千位講師級以上行使同意投票時，未能進入前六名，而被判出局。
　成大盛傳、黃崑巖之所以被請出第二階段名單，是因為成大第一大院——工學院，大聯合反對這位醫學院院長。在選舉過程中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拉票小動作的黃崑巖強忍激動地表示：「沒有進入前六名，是我這一生中受到最大的羞厚。」
　一名成大的教授表示，這次工學院之所以大聯合——投票給任何人皆可，但不要投給黃崑巖，是以台大為殷鑑。
　前年台大選校長，是因為醫學院出身的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最多，而讓前台大醫學院院長陳維昭當選。這名教授指出，成大工學院教授人數最多，不願見到醫學系的入出任成大校長。

造成反淘汰

　一旦選舉人未具民主素養，訴諸群眾的普選，往往容易有偏差。在一些已實施行政主管選舉的校園內，己出現弊端。
　選舉凸顯了原先潛伏的派系文化、本位主義。無論是台大或師大校長的選舉，多少可以看得出教授在投票或行使同意權時，似乎是以是否屬同一學院為主要衡量的標準。
　選舉也加深了組織的近親繁殖。一名政大教育系教授舉例，同屬一系的教授由於專攻領域的不同，譬如某大學外文系，有分文學、語言二大領域，而分成二個派系，每一個領域都想遞選自己的人擔任系主任。一旦某一領域的人選上系主任之後，又不斷擴充該領域為必修課，而不是站在客觀立場來衡量。「最後倒楣的是學生，」這名教授說。
　不客觀的投票也造成組織的反淘汰。一名四十歲出頭，即取得美國各大校終身職教授，所學的企業政策也是國內很欠缺的，想回台大任教，卻在系務會議投票中，以程序、名額問題而被拒於大門之外。
　一名了解內情的人十指出，這位歸國學人專長是國內管理學界相當缺乏，卻可能因為威脅到某教授的原有領域，而以程序問題被杯葛出局。

學術機關不是政治團體

　學術界已開始有人看不慣這種混亂狀況而挺身說話。
　今年七月中央研究院第二十一次院士會議中，就有二十六位院士連署提案：「學術機關的領導人不應以普選產生。」中研院院十們指出，學術機構以追求真理與學術卓越為其目標，性質尤與政治團體不同，可是在追求真理與卓越的過程中，「其成員必須面對篩選與淘汰，」提案中指出。 這份有吳大猷、李遠哲連署的提案聲明中進一步指出，學術主管若以普選方式產生，勢必不易選出能認真執行，去蕪存菁、精益求精的優秀主管人選。
　「普選雖可滿足學術機構成員之「民主需求」，卻與追求學術卓越之基本理念相悖，將學術機構變為政治團體，對提升學術水準有絕對負面之影響，」中研院這份以院士宋瑞樓、張傳炯、陳定信為提案人的報告指出。
　一些主張打倒權威體制、推動校園民主改革的，如台大教授賀德芬，認為他們響應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七、八年前的呼籲。李遠哲是第一個主張教授治校的人。
　一些對國內大學校園混亂感到憤怒的教授則指出：「你要去問問李遠哲的所謂「教授治校」是目前這個樣子嗎？」
　對於今天這樣的結果，李遠哲顯然始料未及。在位處台北一隅——南港中研院院士會議中，李遠哲接受天下雜誌的訪問說：「普選與教授治校完全是兩回事，大家以為教授治校就是選舉，不是這樣子。」
　李遠哲匆促地說：「如果大家都非常成熟的話，選舉不會有問題，台灣社會上一人一票，為什麼有賄邏、利益輸送，就表示我們的社會沒有到一個相當高的水準。」
　社會的選舉文化確已或多或少侵人校園。
　中研院提案中明文指出某學院院長的選舉所帶來的後遺症是：「處處妥協，滋生派系，利益輸迭，均一一浮現，充分顯示學術機構主管選舉之弊端。」
　「從末聽過公司的總經理是由員工選舉產生，」永豐餘造紙總經理何壽川也以此譬蝓校長普選的不適當。

改革之途

　歸根究柢，大學民主的亂象源在於，即使是教授，也不見得具有台灣社會所欠缺的民主素養。台大管理學院教授許士軍便指出：「中國人很極端，鐘擺一擺就擺到另一個極端，很難有理性的討論。」要有校園民主，就要先有民主素養。
　台灣的人之所以欠缺民主素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大工業管理研究所教授李茂雄分析，每個人都太自我膨脹，每件事他都有意見。
　李茂雄觀察在校園實施民主合議制之後，少數人連續發言壟斷會議，有的人很沈默，大多數人會慢慢跑離會場。
　成大會計系教授葉誌榮就很擔心，所謂的民主到最後淪為少數人操縱。 要具有校園民主的第二大關鍵是要懂得溝通。
　政大英語系教授殷允美指出，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亂象、挫折？而且每個人都理直氣壯。她分析原因在於溝通不良，而且中間傳遞的情報被詮釋錯誤或扭曲。
　政大傳播學院一名教授指出，開會時常會出現一些不太講理的現象，譬如教授之間也有分派系，在開會時，很難客觀、公正地討論事情。
　在追求民主，尤其以普選來定義民主，動輒以投票來做最後決議時，很容易使選出來的學術主管是「好好先生」、淪為「橡皮圖章」。一名政大系、所主任形容、大學民主化後，他更忙碌，因為大小事他都要召開會議，請教授們來決議，他即使有意見，也不講出來。
　除了溝通，還要能彼此互信。教授們彼此互信基礎不夠，也是影響民主效率的因素之一。政大新聞研究所所長鄭瑞城分析，一開始互信基礎不夠，要澄清一些問題，導致會議要開很久，沒效率。
　彼此沒辦法互信，也使得大學校園泛政治化。以最具爭議性的大學校長選舉而言，新大學法規定大學校長由遴選產生。但目前為止，除清大校長是用純遴選辦法產生之外，其他如台大、成大等，或多或少是遴選與普選的結合。
　台大本來是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遴選委員，結果遴選委員遴邀出多位校長候選人之後，又由二百多名校務會議代表投票選出校長。投票結果顯示的排名與遴選委員原先決定的排名恰恰相反。「舉辦八場座談會，花了一百四十四個小時遴選校長，都白費了，」一名參與台大校長遴邏的教授說。
　事實上，台大校務會議代表是經由普選選出、校務會議代表又選出遴選委員，已具有相當民意基礎，但在無法彼此信任的情況下，又由校務會議代表投票選舉。台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不禁感歎：「把政治化領域運用到學術領域」，已使校園掉落在「普選就是民主」的泥悼中。
　在自主的校園，校長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政大教育系教授黃炳煌指出，一但被遴選為校長，應沒有私心，應公正地將大學帶出學術特色。尤其是校長、系主任，在面對末來校園民主合議的時代，鄭瑞城強調，這些行政主管，一定要能「掌握問題的本質，有效果地引導開會。」

給民主一點機會

　儘管校園民主引起眾多質疑與批判，但積極主張民主改革的政大社會學研究所教授顧忠華指出，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些流弊，不應該因噎廢食。
　而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即使對目前所爭取到校園民主的運作方式感到不滿意，但基本上仍相當擁護民主、普選，她認為詩社會公正人士來遴選，等於又是認同既有權威分子來指派校長，不夠民主。
　政大哲學系教授沈清松形容「大學應是理性的具體而微」，應給社會立下榜樣。目前大學顯示不少弊端，是因為客觀制度沒有建立的結果。
　事實上，世界的一流大學也甚少是以台灣這樣的普選方式產生校長。
　曾經培養出無數政商領袖的美國耶魯大學，並不以一人一票來實行民主，他們以「協商制」，由遴選委員會廣徵意見，主動尋找適當的校長人選，然後與候選人一個個仔細面談取得共識，現任的耶魯校長就是經過二十四次面談才決定的。而哈佛大學所推行的校園民主，則採取分權式管理，由各院長分權管理各院事務。
　台灣封閉四十年的校園，終於有了民主契機，卻更面臨了民主的陷阱。
　以傳道授業為生的教授，除了專業知識外，也被期待要有高於一般人的民主素養。
　在紛紛攘攘的攻擊批判之後，台灣的校園亟須靜下心來，看看世界一流大學，學習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