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平衡　追求卓越 — 專訪國家發展部長林勛強

　問：可否請你談一談新加坡的國家策略？
　答：基本上要先看我們有什麼？新加坡沒有石油、沒有米、沒有高山，只有一個小島及三百萬人口。但很幸運的是新加坡處在一很策略性的地理位置，給我們一些策略上的利益。如果今天新加坡是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那我們很難成功。
　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而我們將這個策略位置的利益發揮到極限。
　歷史上，新加坡一直是一個很好的港口，我們不只對自己的船、也對全世界的船提供服務，所以要想辦法提高效率，具有彈性。
　之後，我們又發展成為一個航空中心，負起另一種運輸功能；接著又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介於倫敦與東京的金融中心，因為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與時差介於倫敦與東京之間，可讓世界金融二十四小時運轉。
　我們想辦法使自己變成各種軸心（hub）。

找到附加價值

　第二個策略是找到對世界的附加價值。我們一開始，是靠買與賣；然後我們讓自己變成有附加價值的投資仲介者。現在新加坡要變成發展的建築師，帶來自英國、德國、法國的投資者到其他國家投資，帶動一些區域的發展。
　這是新加坡的兩大策略。如果我們是很大的國家，有很多土地，我們就不用如此認真工作。但我們只是個小島，只有三百萬人。
　有些國家像德國、日本是靠科技得到附加價值，他們有許多研究機構，研究出新發明及新機器。美國是靠行銷得到附加價值，享有高品質的生活；這些新加坡都沒有，但新加坡善於整合這些附加價值，可以組織、讓整個系統運作。
問：國家發展部在新加坡的都市規劃上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答：國家發展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都市規劃，規劃新加坡未來的需要。我們必須預測新加坡二十、三十、四十年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小島，我們必須確定未來有足夠的土地、資源、設備來支援未來長期的發展。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設想幾十年後的需要，並且使規劃與未來需求吻合。
　我們做計劃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概念圖。做概念圖最重要的，是必須在不同需求間尋求和諧的平衡。第一是在生活品質和經濟成長間取得平衡。
　例如我們決定未來新加坡如果要經濟富強，必須持續發展石化工業，我們當然希望都是無污染產業，但是我們仍然要生存，這是沒辦法的。因此在決定發展石化產業時，我們把它擺在離島，並計劃在離島填海讓石化業可以擴充，讓污染跟居民生活分開。
　我們不能盲目追求財富，不能讓都市變成醜陋、不舒服、充滿壓力的地方。人們除了需要財富，也需要住起來舒服的都市，需要綠樹、乾淨、清新的空氣。
　第二個我們必須追求的平衡點，是如何讓新加坡現代化、有各種現代基礎設施，但同時要讓新加坡人感覺到是住在新加坡，不是紐約或東京，也就是在追求現代的過程中，不能失去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失去都市的個性。
　第三個必須追求的平衡，是規劃必須確定能提供大眾未來發展的方向，好讓各個部門，不管是工業或金融業都能根據我們的規劃圈，做他們的未來計劃，對未來有確定感。
　但同時規劃又必須具有彈性，因為我們不可能預測未來所有的變化，因此計劃必須每年、定期修正，因應未來世界經濟、科技的變化而調整。
　在一九九一年我們做概念圖時，我們預測幾個問題，包括未來人口會多少？經濟規模會多大？需要什麼公共基礎建設？未來工業用地、商業用地、居住用地、甚至公園用地的需要各多少？經過評估各種需要後，然後我們有一個總體的遠景。
　問：要做好的都市規劃需要什麼條件？
　答：當然要了解需求，追求平衡。另外，我們也到全世界各大都市考察。我們看五百萬人口的都市，試圖了解這樣規模的都市會出現什麼狀況，我們也看一百萬人口的都市，了解這樣規模的都市有什麼特色，然後思考新加坡要變成怎樣，要大還是小？或是我們可以追求兩者的平衡？

生活品質像小都市

　後來我們決定，新加坡在生活品質上要像個小都市，舒適、開闊。在經濟上則要有大都市的功能，是世界金融、貿易的中心。
　我們預計新加坡未來最終人口是四百萬，但是一個好的都市規劃必須提供預留空間，所以我們規劃的都市必須能服務四百五十萬人的需求。
　問：如何在有了規劃之後能確實執行？
　答：有兩種要素，一是我們進行開發管制。做完概念圖之後，我們將新加坡分成五十五個區，每一區有細部的發展規劃圖，任何開發都必須跟這個圖吻合才能進行。
　另外要確保規劃在日後能落實，在規劃之初所有的部會都必須參與規劃。例如發電廠提出十年後要在哪個地方蓋多大的電廠，別的單位都同意之後，我們才定案。這樣十年後時機成熟要動工時，就能如期進行。
　還有我們的規劃都是長期的，因此規劃圖必須能貫徹。這三年來國家發展部長已經換了三個，但是前任部長做的概念圖到現在都沒變。如果我覺得應該修正，在體制上就必須提出充分理由，不能說變就變。
　問：為什麼新加坡總是那麼有長遠眼光？
　答：因為我們太小了，不容許失敗。我們只有這麼一丁點地方，搞壞了，我們這一代，我們的子孫要去哪？

不容許失敗

　問：很多人對新加坡的印象是太人工了，缺乏大自然的特色，不知你們如何看這個問題？
　答：我們的局限就是土地太小，可是我們已經盡力在保留自然。你如果坐直升機看一看整個新加坡，對新加坡的印象一定會改觀。整個新加坡上空空氣清新，到處綠化，在島嶼的西部我們保留了許多水源區、蓄水池，我們也有從來沒被碰過的熱帶森林、野鳥保護區。
　問：新加坡在規劃都市時，是否有某一個國外都市是你們追求的典範？
　答：我們沒有單一的典範，我們就不同問題看不同都市。例如，早期我們思考新加坡這麼小的國家，沒有水、任何資源，到底要如何生存？就這個問題我們去研究西柏林，當時東西德尚未統一，西柏林被東德包圍，他必須從東德取水，甚至垃圾也要倒到東德去，這跟新加坡很像。
　我們總是跟國外學習，世界上已經有那麼多聰明的人在那，我們只要效法，準沒錯。
　問：你對台灣做土地規劃有什麼建議？
　答：台灣比新加坡幸運，面積比新加坡大。有不同高度的山，有湖、有河，充滿豐富的變化、所以台灣有很大的潛力。
　不過要做規劃，必須了解國家的需求、經濟的策略、工業、人民的需求，才能做好土地規劃。
　問：可否請你談談部長與文官的角色有何不同？
　答：部長與政治家是訂政策的人，文官則是為政府及執行政策做管理的工作，此外，文官也要對政策提出建議。我們不像日本主要是由文官運作的系統，新加坡雖承襲英國的文官體系，但我們的部長又比他們的部長有較多的參與，我們的政治家比英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問：新加坡的部會將很多權力下放給法定機構，如局等，為什麼？
　答：這是很必要的，因為我們國家很小，沒有辦法有很大的部門。像國家發展部，本部不到一百名，而讓一些局有更大的權力，可運作得像私人公司一樣，有效率運作，並有更大生產力。此外，局的董事會董事的任命，如市區重建局，可比較有彈性，聘請大學教授、民間發展商來監督，以開闊他們的視野。
　問：這些管理的理念在那學？
　答：我曾在哈佛大學念公共行政，學得政府應該怎麼運作，但重要的是要如何執行。
　問：一九七六年你曾拿新加坡武裝部隊獎學金去劍橋大學攻讀工程學士，你的感想如何？
　答：這是很重要的策略，尤其在早期，政府提供獎學金給有才能的年輕人出國念書，回來讓他們有義務在政府發揮所長。如此可以確保有才能的人為政府工作，也確保政府部門能吸收到有才能的人，而讓政府處在非常高的水平。新加坡每年提供三、四百個獎學金，以持續確保優秀的年輕人回來。
　我們回到政府做事，最重要的是能對政府有貢獻，我們在塑造新加坡的未來。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總裁，你只是對一個公司負責，我們一起對新加坡三百萬人負責，深度不一樣。我們在形成新加坡的未來。如果我們沒有把事做好，所有的新加坡人會受苦、遭殃。
　問：身為部長，你有什麼原則要堅持？
　答：每個部長風格不同，對於國家發展部，我要確定事情要做對，因為國家發展部有很多工程師、建築師，必須有很精準的專業，不能做錯。其次是，我要確定在做事的人心中想的是要發展新加坡的未來。
　問：新加玻很多高級文官及部長都身兼多職，卻只領一份薪水，你本人也兼外交部的政務次長，為什麼？
　答：這是很必要的，新加坡需要二十個部長，我們沒那麼多人當部長。這不是不好的構想。國家發展部就有財政部部長、勞工部部長來當資深次長。所以只要我出國或退休，就馬上有人補位。此外也可讓總理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來選任部長。
　此外，這也使內閣更容易溝通。譬如外交部除了外交部長外，還有其他三個部會的部長（健康部部長、律政部部長及國家發展部部長），所以當內閣在談外交問題時，很多部長都了解，很容易溝通；像國家發展部有財政部長做次長，所以當我們要建設時，碰到預算問題，也很容易溝通。
　問：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會不會覺得來自上面的監督壓力？

壓力來自下面

　答：壓力不是來自上面，是來自下面，每隔四、五年，我們必須去參加大選（新加坡採內閣制，要有國會議員的資格，才能當部長），如我們沒把事做好，民眾不會選我們。這是很大的壓力。
　問：什麼是新加坡政府成功的關鍵？
　答：第一是人民對新加坡的未來有承諾，所以他們會設下高標準來選國會議員。這個高標準是不僅確定他們有能力，更確定他們是正直、誠實的。有這種特質的政治家才會真正做事。
　第二是整個政府有非常高的標準。只要政府一直堅持這麼高的標準——有能力、操守好，人民才會尊重。所以我很高興能有機會服務人民，而且可以持續下去。
　一旦我們政府失去這些特色，人民不會尊重，有才能、誠信的人不再加入政府，政府的標準降低，政府公務員會不再是個受人尊重的工作。
　總而言之，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可以運作，是因為這兩大因素——人民的標準很高、政府的標準也很高。（莊素玉、楊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