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權力可以出賣

台灣的賄選、暴力、貪污、腐化日厲，八五五名縣議員，無論是否查獲實據，能夠確保乾淨者大概所剩無幾。而這種「賄、暴、貪、腐」又豈僅縣議員這一級而已，它是台灣整體社會「後解嚴症候群」的一部份，是政治新貴與財富新貴「恩主─扈從」（patron-client）關係的出現，也是社會演化過程，舊而隱性的遺傳品質藉著時代的變動，再度凸顯而出的「返祖現象」（Atavism）。
　台灣的「賄、暴、貪、腐」誠然令人焦慮不安，但若查考世界政治社會的演化史，卻可發現這種台灣經驗其實也沒有什麼特殊性，而是「社會演化的一種不連續現象」─在變革的社會階段，新的準則無法建立，於是舊的事務和價值就全部一湧而出，佔據了新的空間。
　英國學者史考特（James C. Scott）等人研究英國近代政治的賄選及貪腐時即指出，十八及十九世紀貪污橫行，由於整體社會仍處於「恩主─扈從」階段，新的政治新貴與財富新貴間的「恩主─扈從」關係當然也告形成，雙方結成獨特的「命運共同體」，政治恩主在不穩定的政治變化，需要扈從的財富與人頭聲援，扈從們則需要政治恩主的賞賜與保護包庇。
　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事務的選舉，當然變成金錢與選票的交換，十九世紀的英國選舉穢不可聞，一八八○年的選舉計耗貲三百萬鎊。由於賄選貪腐日益無法讓人接受，遂有一八八三年格拉斯東的「貪污暨非法行為法案」，對賄選施予重刑，由於嚴刑峻法，當年的選舉就只花費七十八萬鎊。此後，全面性的賄選貪腐遂告式微。除了制裁有效外，學者們認為，更重要的乃是當時的「英國全國性政黨政治日益成熟」，政治的全國化，將個人性與地方派系性的賄選貪腐逐漸驅逐。
　
山頭主義當道
　
　除了英國之外，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美國政治更有說明力。不少美國學者均認為美國當時的賄選與貪腐暴力，與二十世紀第三世界國家民主化過程所出現的「賄、暴、貪、腐」有著本質性的相似關係。
　這些學者指出，對於前工業化的社會，當公民的參與擴大，而正式的系統性政治管道，以及具有全國性普遍意識的工人階級組織猶未形成，這時候，社會上原本即佔有支配角色的「山頭主義」會吸收掉初起的公民參與，新的自由民主落在舊土壤，就會長出各式各樣的「賄、暴、貪、腐」。十九世紀後半的美國政治即呈現出這樣的情況：
　（一）「地方主義」（Localism）抬頭：選民對自由民主的認同被社會既存的關係網路所吸收，自動的「將選票用來換取財貨、服務，以及友誼」，社會變化以及自由民主所交付給選民的責任，選民轉而交給地方的山頭，在這種「山頭主義」，選民才覺得有歸屬感。
　（二）各城市地區則出現同樣具有山頭意義的「黨機器政治」：胚胎階段的政黨，未曾努力地想要扮演全國性角色，而是汲汲於爭取歐洲來的移民選民以及來自農村的失根勞工選民，「以友誼、小特權、金錢、不受警察騷擾的保證，以及威脅」等，來換取選票。
　在獲得了選票而取得當地控制權後，黨機器遂藉著鬻官售爵，先賣公共工程，增加政府雇員人數等手段，「將公共資源私有化」。「地方山頭主義」加上都市的「黨機器政治」當令的期間，它們拉攏並回饋自己選民，一八三○至六○年間，聯邦雇員計增加了三•二倍，而同一時段，美國人口只增加了二•四倍而已；而一八六○至八○年間，聯邦雇員則增加兩倍，一八八○至一九○○年間則增加二•六倍。美國南北戰爭後，它們更向退役北方軍人及家屬百萬人大贈退役金。除了贈送職務和金錢的慷慨外，一八八八年哈禮遊當選總統，他竟然連自己的閣員一個也派不進去，因為這些職位已被黨機器的老闆全部賣掉。
　（三）整個美國政治已「再封建化」：中央政治腐敗如泥，地方則山頭地域主義稱雄。在這段期間，也是美國歷史上「國權─州權」嚴重對立，州權等地方自主權論囂張的時刻。
　（四）統治的邊陲地區，如阿帕拉磯山以南，乃是典型的邊陲末稍或邊疆地區，則家族地域的尋釁血仇，暴力相爭，甚至盜賊土匪大起。
　以上這一頁美國的「賄、暴、貪、腐」歷史，如果從長程的角度來觀察，它差不多要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小羅斯福總統時，才告結束。小羅斯福對美國的貢獻並非極有爭議的「新政」，而是在他的「新政」蘊藏著一種民主而有效率的全國性政治。因而有學者指出，美國的經驗與英國的經驗相同，都證明了「賄、暴、貪、腐」的出現，是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的一種「不連續現象」─舊的社會與人際關係在政治發展時，未曾被一種更新的社會與人際關係所取代，於是舊關係遂轉化到了惡質化的方向，而這種惡劣的「賄、暴、貪、腐」，只有在具有現代合理意義的全國性政治，具有全國性意義的政黨、工會、新聞機構等出現後，才可能逐漸被扭轉。
　
工具性友誼
　
　因此，作為一種「不連續現象」而呈現出來的「賄、暴、貪、腐」不是沒有意義的。美國學者艾斯特（Jon Elster）即綜合各方學者的見解歸納出：
　（一）對政治猶在發展中的國家，當國家介入公共事務愈多，但整個國家的行政及決策能力尚不足以保證施政的合理性，甚至連朝令夕改，人事不安定等起碼的困難均尚未克服，它怎麼可能杜絕富人或工商界不以賄賂貪腐等方式介入公共領域，藉以獲得保障？
　（二）賄賂贈與等，乃是一種「工具性友誼」，它是社會由「族閥主義」（Nepotism）開始發展起此一種社會團結形式，「古代希臘並沒有賄賂這個字，所有的禮物都是為以後的優惠和得到優惠後的回贈送的」，它是「人們相互承諾所走出的第一步」。這也就是說，將賄賂貪腐視為一種可以忍受的現象或價值，乃是社會低度發展，「公」「私」領域仍未清楚分化的階段產物。賄賂與貪污至少已比更原始階段的暴力進步。
　（三）因此，英國學者胡格維特（Ankie M. M. Hoogvelt），遂將賄賂貪腐定義為「現代合理化官僚政治完全發展前的一種政治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在第三世界那些官僚政治無能，甚至連集稅工作都無法充分運作的國家，公務員與官員怎麼可能不藉貪腐而求生路？富人怎麼可能不藉賄賂而求保障？選舉又怎麼可能不買票？
　不過，「賄、暴、貪、腐」儘管有其階段性的合理意義，但艾斯特畢竟還是指出，這種「前現代」的價值儘管曾經存在而且是合理的存在過，但羅馬帝國的滅亡，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賄賂與貪腐，因為，「當利益代替了榮譽，權力可以出賣」，它最終即會延伸到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個社會再也沒有一種行為與價值能夠獲得安定，甚至整個社會也將因此而成為不可能。
　基於對西方以及當今各國「賄、暴、貪、腐」之理解，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像拉丁美洲的軍人及知識分子們，認為這種現象無法容忍，因而主張「道德治國」，這乃是錯誤問題所想的錯誤答案，拉丁美洲的「道德政治」非僅未曾解決問題，反而造成軍人法西斯的崛起。「賄、暴、貪、腐」是政治及社會演化過程中的失誤斷裂，因而它的答案仍必須在社會與政治中，某些人或某些政黨或許應負較大的責任，但沒有任何一方應負起全部的責任。
　
重新思考
　
　因此，對於台灣當前的「賄、暴、貪、腐」，或許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思考：
　在社會方面，我們的選民可能需要自問：我們是否對完全公共性的大眾民主作好了認知上的準備？我們的社會對傳統社會那種文化價值，被餽贈才覺得受尊重，不送紅包就覺得看不起自己等，是否有子以揚棄的心理或情感預備？民主時代，公職人員已由「有辦的人」變成「公僕」與「代表」，選民是否能配合公職人員這種角色的改變，而調整自己的行為，只有選民的自我調整，才可能加速公職人員角色的調整。
　而在反對黨或知識分子方面，那種動輒以「道德政治」來談論問題的「中國儒家式思考」或「拉丁美洲式思考」恐怕也有改變的必要，「賄、暴、貪、腐」是政治及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返祖現象」，一個現代化合理的反對黨，乃是促使這種現象被淘汰的要因之一，因此，與其以「道德政治」為話題，還不如更具體的強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透過立法等來規範「賄、暴、貪、腐」，或許才能更有建樹。
　但無論如何，應負最大責任的仍是執政黨。除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懲辦「賄、暴、貪、腐」這種事後的消極作為外，是否有更積極的企圖？是否能自我改造為清廉有效率的現代合理性政黨與政府？是否能創造出更高階段的政治正當性，不必依靠地方舊人物來維繫政權，也無畏於這些舊人物的勒索、關說與敲詐？它的官僚體系是否能合理重建，不再有那麼多黑箱讓「賄、暴、貪、腐」棲身？
　「賄、暴、貪、腐」是台灣由「威權」轉變到「民主」的過程中，原本應該升級，但卻不幸走到的叉路，因此，一切的關鍵或許還是，我們的整體政治社會要透過什麼樣的設計，來完成未完成的升級工作。（作者為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