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循環 — 九、淡水洪濤

在台北縣八里鄉的海邊，有一個小地方名字挺土氣，叫「挖子尾」。
　可不能小看它。它就站在堂堂淡水河出海的地方，左眼看著滾滾席捲的海濤，右眼照見奔騰逝去的河流。三百年前，漢人由南而北，逐步擴大墾拓範圍，要進入台北盆地時，受到桃園龜山一帶原住民部落的強力阻撓，因此他們不是沿著海岸邊緣走，便是乘船循海路人淡水河，總之都得先經過這裡。
　一六九七年，浙江人郁永河就是從新竹坐牛車，沿著海岸走來的：「在海岸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為濕。」到了挖子尾附近的八里坌，看見前方「有江水為阻，即淡水也」。
　那時候，提到淡水港，指的不是今天的淡水鎮，而是觀音山下的八里坌。淡水河北面彼時人跡渺渺，大屯山上吹來的硫磺味和莽莽叢林散發的瘴癘之氣「濁不可耐」，因此移民都從位在交通線上的八里坌上下船。都永河也是在八里坌換搭海舶，沿淡水河上溯，展開他在台北盆地的探險之旅。
　今天的淡水鎮別墅連雲，從挖子尾隔淡水河北望，全新的西式大樓堂皇富麗，恍若海市蜃樓，浮立在海水之上。八里，尤其是挖子尾海角，則相對地顯得荒涼而陳舊。
　挖子尾海濱是沙岸。正月裡寒風凜冽，天空不見飛鳥，海面也沒有船隻。登上海風吹成的沙丘，下望海岸，一圈崩壞的碉堡浸泡在海中，幾座新砌的墳墓眺望著海洋。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伸向海中的一處工地：被海水蝕了的鐵圍籬，圍著些巨大的水泥管子。
　岸邊豎有牌子，說這工程的名稱叫做「海洋放流管」。原來，八里被選擇擔負台北大都會現代化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做淡水河流域的排泄孔。海洋放流管完工後，大台北地區的家庭污水－洗衣服洗碗的髒水，化糞池處理不了的排泄物－在這海邊稍作沉澱過濾，就要用一根七公里長的管子，排放到海裡去。
　
這條河，航行的里程曾經很長

　淡水鎮上新推出一批房子，極有氣派地命名為「大河文明」。高大的廣告招牌，老遠便捉住你的眼光。大河文明！好撼人心絃的文化自信！
　就台灣島而言，淡水河堪稱大河；這條大河，也確實哺育了整個台北盆地的文明。為了這文明，它由清轉濁、由緩趨急，由四通八達變為窒礙難行。
　淡水河是台灣第三大河，卻是台灣唯一可以航行的河川，而且航行的里程曾經很長。十八世紀初，今天的板橋、新莊、汐止，都屬「港大水深」，舟行無阻之地。漲潮時，海水逆淡水河三大支流而上，「各數十里而止」。乘潮上行，可以走得更遠。
　那時候，移民往來依循海線，所以台北的主要街市在八里坌。今天興建污水處理廠，準備過濾大台北家庭污水的荒涼地方，彼時開設著十三家大商行，熱鬧非凡。「十三行」這個地名，留存至今。
　北來的移民增多，桃園龜山的「番害」終於克服。來往新竹與台北之間，漸漸不再繞道海岸。十八世紀中葉，先後開闢了兩條新竹到台北的山路，其中遲開的一條稱為「龜崙嶺新道」，就是今天的一號省道。交通路線改了，淡水河流域的發展形勢立刻隨之一變：八里衰落，新莊興起。
　新莊位在淡水河水運和新開闢的陸路交會之處，是移民經龜崙嶺山道，進入台北盆地後，首先遇到的良港，所以率先興起。不幸的是，它的興起竟也預示著它的衰落：差不多在同時，它所依傍的河流開始淤淺。原因？人口增多，開發不當。
　台北盆地四周的丘凌，原本密生著樟樹和其他野樹（汐止現在還有「樟樹一路」、「樟樹二路」的路名）。事實上，法國官員安博，雅說，「樟樹生長在台灣島所有的山岳地帶。」這位深愛台灣天然野趣的法國人，形容樟樹「那魁偉的身形、華美有光澤的橢圓形葉子，那圓錐狀的白色花朵，還有那緋紅帶黑色的果實，為台灣島的風景格外增加美麗。」
　砍伐樟樹，熬煮樟腦，是當時漢人的龐大事業；熬得的天然樟腦，自有外商來台收購。安博．雅欣羨台灣島擁有這天賜的財富，但也惋惜漢人只知砍伐，卻「懶得補植樟樹苗以代替他們已砍掉的樟樹」，他預言，照這樣下去，台灣樟腦的生產總有一天會弄到無以為繼。
　樟樹總是被連根挖起，因為它的根部富含樟腦汁。參天古木倒下之後，騰出來的空位由什麼來填補呢？是藍草和茶樹。這兩種作物可讓漢人「在最短期間獲得利益」。
　即使沒有樟樹，北部山坡地的命運似乎也已注定。安博．雅看到：
　「當中國人佔到一個新的地區時，他們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除去長長的野草和荊棘，把所有的樹砍下，將樹根拔去，並且燃燒起祝火。隨後，他們便在那地方植下藍草。裁培了相當時日，要重新種植的時候，他們便改種茶樹。」
　森林被繳了械。它不再能守護土壤，涵養水分。漢移民沿著龜崙嶺新道蜂擁而入台北平野，巨舟大舶開始「遠輻輳於新莊埠頭」，新莊開始「與八里坌並成為台北集中區」之際，新莊街南的大嵙崁溪（今大漢溪）也開始鬧洪水：「年年洪水陡漲」，土砂自上游順流而下。十八世紀末期，新莊河岸便宣告淤淺，商船到不了了。
　代之而起的是在新莊下游，位於大漢溪、新店溪合流處的艋舺。商船貨物，漸移於此，艋舺頗風光了一陣子。可惜也只維持了半個多世紀：洪水沖下的土砂寸寸下移，步步進逼，艋舺頭頂上的光環自始籠罩著陰影。一八六二年淡水開港，外國商輪不泊最繁榮的艋舺，改泊更下游的大稻埕（今大同區九號水門附近），艋舺的「港淤不便」是原因之一。
　大稻埕的好景僅僅撐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起也就淤塞了。不過，這件事那時已不重要，因為出海口的滬尾港已先堵塞。
　艋舺盛時，八里坌已在洪水沖刷之下淤淺（一八三○年代）。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中期起，西式蒸汽商輪取代中國帆船成為貨運的主角，八里坌對這些大輪船來說，本來也就不夠深。對岸的滬尾立即取而代之。滬尾此時人煙稠密，農田廣闢，瘴癘之氣已不復存，反而因為有大屯山遮擋東北季風，顯得港埠條件更好。
　（滬尾被稱為淡水，是西方人出於誤解，由一八五○年代起叫開的：他們沒弄懂中國人口中的淡水，指的是新竹以北的全部地方，而非僅海口的那座小鎮。）
　滬尾港的盛世也不長。大嵙崁溪過新莊後會合新店溪，過大稻埕後再會基隆河，每一條支流都帶給淡水河愈來愈重的負擔。前兩條支流的問題主要是森林的濫伐，後一條（基隆河）則更加上淘金者胡亂的挖掘河床。河水攜帶的泥沙，到水流緩處，堆放下來，變成淺灘，範圍一年比一年擴大。
　日本據台之後，也曾力圖挽救淡水港的命運，年年疏濬。可惜淡水河的水運之利已經近乎耗竭。新鋪的鐵路於是理所當然地取代了淡水河系的大動脈地位，新闢建的基隆港也就當仁不讓地迅速壓倒了淡水港。淡水港的貿易功能自一九○○年起逐年衰退，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完全停止。
　
在艱難困苦中翻修自己
　
　就台灣島而言，河的文明首先傳自海上。淡水河系的文明更屢受飄洋過海而來的，西方文化的衝擊。
　「當西方文明的開路先鋒－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首次登上中國、日本的海岸時，」英國史家湯恩比形容：「他們的到來簡直就像是神秘的天外來客降臨一般。」
　台灣迎接「天外來客」的時間比較晚。在淡水，首先挾西方文明登陸的是西班牙人。一六二九年七月，一支西班牙艦隊駛入淡水河口，在俯望河口的山頭上築城，命名聖多明哥（San Domingo），就是紅毛城的前身。
　那一次登陸的西方文明，正如湯恩比所說，主要是以「陌生的宗教」這個形象出現，並不具備絕對優勢的武力。因此，當代表中國文化的鄭經部隊以強力逐走它之後，它遺留下來的教堂、傳教所，便被嫌惡它的中國人給拆除一空。
　兩百多年後，西方人於十九世紀再度出現在中國和日本的海岸線上，這時，「力量天平上的砝碼，已經明顯地偏向西方那邊」，遠東不得不打開大門，接受西方的影響。何況這一次，西方文明是戴著「先進新興技術」的面具而來。對於有文化優越感的中國人而言，接受一種新的技術比較容易，因為它看起來不致損及傳統文化的實質。
　然而，工業技術不會脫離它背後的思考模式單獨存在，湯恩比形容，西方文明有如古希臘的特洛伊戰士，躲藏在「工業技術」這匹木馬的腹內，悄悄滲透進東方傳統文化已經鬆動的土壤之中。它所產生的連鎖反應，我們至今仍在親眼目睹。
　即使明知「木馬」腹內暗藏玄機，東方民族有沒有能力抗拒不納？湯恩比的答案是：沒有。
　一八六二年七月，台灣第一個海關在淡水成立，西方勢力在台灣有了橋頭堡。作為台北商業中心的艋舺，曾經試圖抗拒。當地世家大族，先是阻止族人租屋給洋行，繼而聚眾攻擊洋人。他們果然趕走了洋商－－把洋商趕到下游的大稻埕去了。
　外商無法在艋舺設立商行，只好轉至常時還是「艋舺附近的小村莊」的大稻埕；英商杜德（John Dodd）原本在艋舺投資興建的茶葉精製廠，也跟著遷移。
　大稻埕這個「小村莊」沒有艋舺那樣的世家大族，傳統力量不強，外國資本與洋行制度得以輕易切入。再加上首度引進的茶葉精製技術和設備，以及西式的汽船運輸，大稻埕在三十年內取代了艋舺。艋舺對西方勢力的頑強抗拒，只加速了它自身的沒落。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不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台北像吃了蛻變藥的龍，在艱難困苦中翻修自己，向現代化的方向掙扎靠攏。新的居住環境、新的生活方式，一點一滴地滲透進來。
　
水是檢驗文明蛻變的一種方式
　
　水的利用與排放方式，可以用來作這場文明大蛻變的切片檢驗。
　日照海水，蒸騰成雲，降落為雨。這雨，滲入地表為地下水，匯於溪澗則為山泉河水。人類取而用之，用後不論以什麼形式拋棄，「水往低處流」，最終都會回歸於海。這是水的循環。
　古早的人，直接在河邊汲水洗滌，在河裡游泳摸魚。後來人聚多了，離河愈來愈遠，便需要接管子，或挖井取水。
　台北盆地中央，從關渡大橋到秀朗橋，在康熙時代（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原本是個大湖，後來雖然地勢隆升，水流入海，但仍是個「卑濕的平原」。地下水受海水浸漬，往往「鹹而不潔」，不宜鑿井飲用；人口增多之後，聚落之處附近的河水也遭污染。
　台北市原始的「自來水」，大約便在此情況下，創設於十九世紀。一八八○年代，法國人安博．雅在「艋舺東面約兩小時行程的大村落景尾（今景美）」，看到「中國移民所經營的一件奇特的工程」，那是一條引水道。移民把潔淨可用的水，從新店溪的支流景美溪，一路引到艋舺，再從艋舺引往大稻埕。安博．雅說：「幸虧有這溝渠，台北府的新建城市才能得到可以飲用的甘泉。」
　所謂「台北府的新建城市」，就是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環繞的今日台北市中心。也許就因著這引水道，一八八一年，台北知府林達泉驕傲地說：「台北……泉脈甘美，飲之舒泰。」
　奇怪的是，十四年後接管台灣的日本人，在這件事上感想完全不同。一八九五年，日軍從基隆附近登陸，進入台北，一路與抗日游擊隊遭遇。幾個月內，戰死的才一百五十四人，病死的倒有四千，另外還有二萬七千人送回日本就醫。
　美國人口學者巴克萊（George W. Barclay）認為，日本人愛吃生魚片，可能是他們比別國人更易在台灣得病的原因。巴克萊甚至說，疾病，是清代台灣抗拒外國軍隊最有效的武器。
　日本當時的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立刻看出，建設上水道（即自來水）和下水道，以及整頓市區狹隘污髒的巷道，是日本殖民台灣、行政上最迫切的工作。次（一八九六），台灣第一個自來水廠便在淡水動工；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批自來水管接通，淡水人成為全台灣最先嘗到現代自來水滋味的人。
　
「遠東最不衛生的地區」

　
　「滬尾……只有一條仄狹的街道，鋪著滑溜的石板，……醜惡的豬、愛尋釁的狗，在街上與行人爭路。街道的寬度僅容兩人併肩而過。」
　安博．雅如此形容一八八○年代的滬尾，談到艋舺，他說道：
　「艋舺的街道……是那樣無人照管，其骯髒發臭的程度，較之中國大陸城市的街道有過之無不及－－這即是說骯髒得異常厲害。最不潔的畜牲從四面八方蝟集在街上。」
　中國人的一些生活習性頗不衛生，而台灣亞熱帶的氣候又有利於病媒繁殖。一八六○年代開港通商以後，各國商船紛至，老鼠、蚊蟲等物，附載於商船之上，更從世界各地偷運進本土沒有的疾病。十九世紀末，台灣第一大流行病是鼠疫，就是傳自外洋。
　其次的兩大流行病是霍亂與瘧疾。霍亂的主因是食物和飲水不潔，瘧疾是因積水滋生蚊蟲。日本殖民政府除建自來水廠之外，規定飲用井水必須加蓋，市場裡賣吃食的和殺豬的手腳要乾淨。
　同等重要的是排水問題。會養蚊子的水稻田和池塘處處不說，艋舺市區的街道上竟也布滿水坑。學者廖漢臣說這種水坑學名叫「涸陂」，是「昔時掘土構屋而遺下的」。居民蓋房子需要泥土築牆，隨乎挖了近旁的土來用，就把地面挖得坑坑洞洞，下過雨即成水塘。有些水坑大到有了名字，如下崁陂、蓮花池陂、後菜園陂等，彷彿已經取得法定地位。
　還有污水。在中國，排泄物倒進水溝、髒水潑在門前地上，是很普遍的做法。水溝也是多種垃圾的去處，日久堵塞，只得掏挖。明代的北京城，每年二月例行掏溝，「挖出的糞穢，暴曬於街面，惡臭薰天，」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研究員劉翠溶，在她的論文中如是說。
　台灣的水溝可能同樣污穢，卻沒經費像北京城那樣年年掏挖。一八八三年，台灣道劉璈發動地方士紳捐款，清理台南府城溝渠。他提出的報告中說：「郡城內外，河道溝渠，年久淤塞，穢氣薰蒸，人多疾病……。」府城尚且如此，新興的台北以及其他市街，又要等而下之。
　但日本據台之後，台北已是首府，所以下水道建設和上水道一樣，自台北始。一八九六年擬定台北市部份排水工程計劃，一八九九年發布下水道規則，一九○一年開始施工。不過，劉翠溶估計，日本人在這方面的建設成就不及自來水。
　巴克萊則告訴我們，當時雖只完成了幾條主要排水道，但市政府厲行水肥清運工作，還建了幾個污水淨化槽。衛生法令強制執行外加廣泛引進西方醫藥，台灣在日據時期由「遠東最不衛生的地區轉變成遠東最衛生的地區，」巴克萊說。到一九四○年，台灣的人口自然死亡率已經隆低到接近日本的水準。
　
不注重環境是歷史文化的傳承？

　
　一個城市，建立起完整的排水系統，需要多少年？環境工程學者於幼華說：「至少一百年。」台北打從下水道創建至今，轉眼快一百年了，接管率卻僅達到二二％左右。大台北在這段時間，則已由日本人當初規劃的五十萬人的城市，膨脹成五、六百萬人居住的都會區。
　日據時期的下水道是明溝，雨水和污水不分。遲至一九七五年，台北市的雨水和污水才開始有了分流的機會，而兩種下水道的進度卻都很慢，理由是經費不足。
　所以，這一百年來，大台北地區的居民，始終是由河的上游取得淨水，弄髒後丟還給河。台北雖已脫胎換骨，蛻變成現代大都會，淡水河卻仍擔負著它原始的排泄管任務。沒有經費？在台北光華耀目的外貌之下，這說法好像讓人難以接受。
　上水道（自來水）的建設卻快得多，一九九○年台北市自來水的普及率達九八．九三％。上下之間，怎麼有這麼大的差距？
　自來水從每家每戶的龍頭裡嘩嘩的流出來，人人看得到。現代都市居民，誰能忍受沒有自來水？可是用過的水，穿過水管，都到那兒去了？很少人在意。
　一九八五年，當時內政部營建署長張隆盛解釋台灣全省下水道建設普遍落後的原因，就說：「地方政府以其設施大部份理於地下，不易表現政績，故編列預算時未予優先考慮。」公共政策學者柯三吉也諷刺地說：「隱性建設無法題字表功，各縣市首長自然興趣缺缺。」
　自來水好比自家門前雪，下水道猶如他人瓦上霜。人民不關心的事，政府樂得不關心。
　原來，剝開現代建築、西式裝扮的外殼，我們的觀念與一八八○年代，在滬尾街上和豬、狗爭道的老祖宗，相去並不太遠。「中國人就是不注重環境，不注重公共空間。」於幼華認為這多少來自歷史文化的傳承。他說：「我們只注重修身齊家。所以你看，只要是中國人的地區，公共設施都不能和西方國家，甚至同是東方的日本相比。」
　淡水河這條大排水溝，至今也還和古時候的溝渠一樣，兼作垃圾場。它太大了，不能簡簡單單地加蓋封口，讓人忘記它的存在；它的髒臭，日日提醒大家：下水道還沒建好，它的身旁也還滿堆著垃圾。
　垃圾像是既得利益階級，堅持不讓；建設下水道，在這個地上建築已完成的都市裡，也比修改穿在身上的衣服還難。而民間要求整治淡水河的呼聲愈來愈尖銳。
　一個取巧的方案就出來了：在淡水河岸埋兩條平一人高的水泥管子，把各方流來的污水截住，送到八里去；在那裡建一座龐大的污水處理廠，作初步處理後，即放流入海。
　這麼做的好處是立竿見影，可以在短時間內，消除淡水河四○％的污染源（據環保署估計。另外六○％是垃圾滲漏和事業廢水）。負作用是：淡水河的水量會少掉一半（枯水期流量可能減少五四％）。
　污水被攔截入地下管線，不回歸河，而要到海邊，與河平行入海。學者開玩笑說，將來我們會有一條地上的淡水河，和兩條地下的淡水河（兩條地下截流管）！
　自上游取得淨水，輸送到家家戶戶，用過之後並不歸還給河，而直接拋棄給海；這概念是把水視為時髦的、「用後即丟」的商品。且不說這樣做能否達到淨化河川的目的（不少學者表示懷疑），單是其中隱含對大自然的冷漠無情、輕賤榨取，便足夠讓人困惑：我們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現代化？
　何況，在這個人口日增，而可使用的淡水有減無增的世界上，水是愈來愈寶貴的資源。美國時代雜誌一九九○年報導，近半世紀以來，污染、伐林、過度用水，已使水源不足成為人類共同面臨的新危機。
　台灣雨量豐沛，稱得上得天獨厚；淡水河系更是源清水廣（「淡水」二字原作「澹水」，澹者，水勢浩大之意也，先民公此名紀錄他們對這條河的印象）。在水資源上，台灣人本是富家子。是不是正因是富家子，我們出手豪闊，揮霍成性？
　一九九一年春末夏初，全省大旱。政府官員燒香析雨，地方百姓臨渴掘井。中國時報在當年六月六日刊出的社論中說，這已經不是老天爺第一次對我們水資源管理不善發出警訊。我們的用水政策是只知「開源」：水庫愈建愈大，愈建愈往河川上游；卻不知「節流」：保護山林、何護河川、保護地下水、保護已有的水庫。
　果然，「缺水」逐漸演成這幾年每逢春夏之交，準時降臨台灣的噩夢。今年四月中，高雄更發生自來水含鹽量過高，石化工業不得不停車減產的事件。原是高屏地區水源的高屏溪和東港溪，污染濃度太高，枯水期不宜取作水源，水公司於是改抽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養殖業和工業的超量抽取之下，水位本已大幅降低，引來海水入侵，變成海水與淡水的混合體。
　石化工業減產，只是造成經濟損失；沒有水喝，才是未來全民必須共同付出的慘重代價。
　中國時報在社論中，措詞強烈地批評我們對所有資的利用計劃都是「即興式的」：「即使是殺雞取卵亦在所不惜，先用了再說，管它用了後會產生什麼不良後果，更管不著要替後人或下幾代的山窮水盡問題設想了！」
　於幼華認為水源問題除了政府的管理無方難辭大咎之外，「國人生活習慣中那顯彰已久的罔顧公益的自私特性」是更深一層的罪因。中國時報的社論中也說，「自來水」一詞，可能正反應了「國人浪費水資源的內在文化」，「不請自來」則是「我們賤視自然資源的近期傳統」。
　這樣的責備，可能讓都會中的大多數人摸不著頭腦。龍頭水隨開隨有，礦泉水有錢就買得到；河堤高高築起，讓人忘了淡水河到底長什麼樣；你和我並沒有往河岸上倒垃圾，也不曾在上游山中砍樹蓋房子；下水道沒建好，水源區有人養豬，這些說起來沒有一樣能算是「我的罪惡」。為什麼一句「國人如何如何」，就把每一個人都給網羅進去了？
　不錯，我們也許是「不知情、無惡意的第三者」，但我們會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我們確實不能完全脫卸責任，因為，在水資源耗竭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表示意見。
　在台灣之美逐漸褪色的過程中，我們大多數人，也經常保持沉默。
　回顧起來，台灣在不久以前還是名副其實的美麗島。不到一百年前，日本人歡呼讚嘆著踏勘台灣。日本詩人中西伊之助熱情洋溢地稱頌台灣「山水甲東洋」。他描述道（根據陳冠學譯文）：「這裡（台灣）的自然美，乃是十足的自然美啊！……那美就是樹木的綠，就是那出奇鮮麗的綠色，以及襯著這份綠色的大紅色的花。這一點是舉世無匹的。台灣的綠，是一種綠色的爛漫之花。……在豐富的光熱與雨水下，兩繁茂深邃的綠色的山，彷彿滿山開了綠色的花似的。雨中濛濛的綠尤其格外地美。」
　豐富的光熱與雨水，依舊賜給我們滿山的綠。在台灣，大自然特別慷慨：怪手新推平的山頭，經春之後便重新覆滿芒草與蒲公英；被鎘污染的土地，也肯毫不吝惜地開出朵朵紫色的牽牛。台灣總是充滿生機。只要有心，台灣之美是可以重建的。怕只怕我們太過忙碌，全不在意那雨中濛濛的綠。
　一陣春雨，洗淨了台北市的滾滾黃塵。透過新晴的陽光，敦化北路上成林的樟樹愈發顯得高大濃密。公平地說，正如樟樹長大一般，台北其實是在不斷地進步－－更正確地說，在許多人的反省與監督之下，整個台灣都在進步：愈來愈多的父母教導子女尊重大自然，愈來愈多的家庭主婦努力減少浪費。觀念的轉化需要時日累積，讓人擔心的只是它趕不趕得上生態破壞的速度。
　破壞與復建這兩種力量，正在台灣島上競逐消長。誰勝這敗，將決定我們的未來。（「海洋台灣」全書六萬餘字本期全部刊畢，天下將在七月集結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