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聯手「救」台灣

國是會議在掌聲、爭吵聲、威脅退席聲中幕開、幕落。大多數民眾熱切期待它為台灣的未來指引一條新路，但台灣國際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卻不願只是期待。
今年六月，他聯合十餘位企業家，邀集胡佛、李鴻禧等學者針對修憲或制憲問題先進行研究，將結論寄發給參加國是會議的代表參考，希望協助一百多位參加者具體討論憲政問題。為什麼願意打破傳統企業經營者只要賺錢的角色？「出走是一條路，但即使出走的人都知道，當台灣的根沒有了，出走也等於流亡，」毛渝南急切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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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東區新貴光圈的忠孝東路四段，一逕人聲鼎沸，車水馬龍。但明年一月起，捷運系統藍線工程即將在忠孝東路「開膛破肚」的事實，卻像一個揮不去的夢魘，牢牢罩住東區商圈的企業和商家。
由開放空間基金會發起，太平洋建設、上海商銀、永琦百貨等數十家企業於是集結起來，有的負責文宣、有的管理財務，舉辦座談會促進官民兩方面的溝通、製作交通標示、維護環境，準備和「交通黑暗期」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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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南的石化業中游大廠奇美，最近頻頻因為名琴、名畫而上報·愛好藝術的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眼見國內藝術環境乾涸、資料缺乏，畫家的心路歷程沒有介紹、雕塑品的質和量均不足，因此決定在台南成立一座藝術資料館，預計十－十五年完成。奇美企畫處副處長林榮俊勾勒遠景︰工程完成後，共有數座美術、音樂等不同主題的館，孩子浸淫在藝術氣息，民眾繞一圈要花上一天。今年開始，奇美已經陸續購買國外不同流派的畫，並以百萬美元買下華裔小提琴家林昭亮的義大利名琴「杜希金」，準備借給國內音樂人才使用。「不要把企業家都歸為黑心肝，」林榮俊認真地說。

教它如何釣魚

台灣的政治天空持續數個月的陰霾，經濟不景氣的紅燈亮起。當一些過去在台灣為爭巿場、求生存而拚命的企業正游移在「出走」、「棄船」的邊緣時，另一些同樣背負盈虧壓力的企業卻選擇從改善大環境著手，積極地推動、參與各種活動，協助台灣度過政經、社會問題糾結纏繞的關鍵時刻。他們有的希望協助政治早日步上軌道（如張榮發成立國策中心）；有的設法拉台灣產業一把（如自創品牌協會）；有的為改善環境而奔走（如ＩＢＭ認養地下道）；有的試圖扭轉社會風氣（宏施振榮創辦的秀蓮基金會推動群我關係）。任何一個可以使上力的環節，不約而同地都有企業站出來想為社會盡點力。
這些企業的做法和過去捐助獎學金等公益活動意義不同︰它不只是出錢、而且出力；不只給社會魚，還教它如何釣魚；不只是一家企業挺身而出，還尋找其他力量共同結合，成為一股社會的清流。
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也表示，類似施振榮創辦的秀蓮基金會，聯合許多企業和基金會共同推動「群我關係」，希望重整社會道德，為人生態度尋找方向，影響力其實「不比公共政策差」。
十九世紀末英國社會學家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在著作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主張當社會發展漸至沈痾階段時，不應採取全盤推翻的激進革命手段，而應以和緩卻積極的「點滴改進」方式一步步來解決問題。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陳明竺表示，台灣目前面臨的情況，正適合套用霍華德的「點滴改進」方式以求改善。
而企業界聯手拯救環境其實就是點滴改進的一環。

另一種自力救濟

過去數十年企業在社會大眾心中的形象多仍停留於賺錢繳稅，即使是舉辦活動，目的也是為了形象、公關。但兩年來這些企業為了改善生存環境，在情況日趨惡化時，紛紛跨出電子業、石化業或運輸業的框框，一齊為解決彼此共同的問題而努力，也逐漸扭轉傳統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相較於以往凡事仰賴大有為政府來解決，這些企業－從時髦的外商到本土味道濃厚的企業－採取的動作，其實是另一種具積極意義的「自力救濟」。
ＩＢＭ總公司多年以來一直以做為「國家的好公民」自居，台灣ＩＢＭ幾年來協助資策會培訓資訊人才、認養公園、改建地下道，也在台灣投入不少心力。負責執行的ＩＢＭ科技合作企畫部經理張興華一邊做這些工作，一邊對ＩＢＭ願意以高薪雇用人才，專做對企業沒有直接利益的事情，打心「覺得很佩服」。

付出自己的力量

本地的公司在勞工缺乏、工資上漲、治安惡化等問題直逼眼前，不得不為未來謀去路時，也不希望這塊曾經是企業茁壯的土地因養分匱乏而死，因此挺身付出自己能盡的力量。
長榮海運董事長張榮發在前年眼見台灣勞資問題愈演愈烈，政府卻無力解決問題時憂心忡忡，一邊赴馬來西亞考察，並興建長榮重工的貨櫃場，一邊思索一定有辦法協助政府改善情況。於是一年多前成立國策中心（去年一年即支出四千多萬元），針對不同命題由學者提出研究，作為向政府建言的機構。最近被富比士雜誌列為台灣首富的張榮發，有感於社會風氣敗壞，希望從影響力最大的大眾傳播做起，還準備買下電視時段，教化世人。長榮員工擔心投入與效果不成比例，張榮發卻淡然地說︰「我花這麼多錢，如果有十個人因此而改革向善就夠了。」

企業聯手

事實上，企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嘗到許多甜美的果實，許多企業家對這點有深刻體認，也在環境趨於惡化時，更覺得有義務回頭為家園貢獻心力。國外許多企業即留下很好的先例︰例如日本松下電器的松下幸之助成立ＰＨＰ研究中心，成為日本政府決策時的參考來源之一；美國福特每年以近二億美元經費，舉辦活動回饋社會；卡內基和美崙等企業家聯手重建原來破敗的匹茲堡；紐約四十二街的惡名遠播，近來當地企業正準備聯手挽救這條瀕臨死亡的街道。
大環境的持續惡化是促使台灣企業界挺身而出的遠因。
經濟發展的最高目標原是為追求好的生活品質，但過去對經濟的過度偏重，卻使得天平的另一邊——生活品質呈現嚴重的貧血，「經濟還沒有均富，就成了文化均貧，」文建會主委郭為藩指出，大家都有車開，開出去卻一起堵在路上，「整個社會到了需要反省的時代，」郭為藩說。
整體文化素質與生活品質的低落，成為經濟發展要再向上躍升的障礙。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落差，呈現在景觀上的，是摩登的大樓高聳入雲，現代化的辦公設備直追歐美腳步，但大樓旁的巷弄卻是攤販群聚、機車到處停放的窘狀。
ＩＢＭ感受到生活品質與經濟發展脫節，ＩＢＭ大樓與幽暗窄小的地下道形成強烈對比，於是聯合台視、申新建設、南泰海運和卜內門化學等四家公司，預定用八百萬翻新整個地下道，並邀請小朋友在牆上畫上圖案，經理張興華表示，完成後這個地下道將成為「全亞洲最漂亮的地下道」。而台北巿六十餘座公園，也有二十餘家企業熱心認養、維護。

好的切入點

大環境在解嚴後面臨的考驗到達臨界點，使企業家更感受到「不能再等待」的壓力。
在解嚴之後政府所釋出的政治力相互撞擊的過程中，行政和立法的衝突，勞方和資方的對峙，經濟與環保的矛盾，都塑造一個相較於以往較不安定的環境，給企業家帶來更大的疑懼。「以前企業家只要將掌握的資源做有效的運用即可，大環境自然會有處理大環境的人在做，」台灣國際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指出。但今天行政腳步停滯，凡是與民生有關的立法都擱淺，而企業卻必須決定投資方向，背負盈虧壓力，「這樣下去怎麼行呢？」毛渝南喊道。
以「忠孝東路四段住商委員會」的成立為例，發起人陳明竺就表示，重大工程陸續動工，交通黑暗期為大家的團結帶來很好的切入點。他猜測三年前如果呼籲企業、居民攜手改善環境、「大家一定聽不進去」，但今天舉辦一場座談會，卻有一百多位住商代表熱烈參與。

富裕時代，富裕做法

環境負面的壓力增加，企業正面的條件漸漸加強，也促進企業自救的腳步。近年來政府與民間的勢力此消彼長，使企業有更好的條件做以前不能做的事。學者許倬雲強調，過去政府壟斷資源，民間成長則是到最近才突飛猛進，基金會近幾年的活躍即是很好的例證。
而過去在窮困的年代，所有的回饋活動往往僅止於捐贈獎學金等金錢捐助，今天到了富裕的時代則有富裕的做法。企業不但出錢出力，從企業本身開始做起，更打破產業、競爭者的籓籬，彼此合縱連橫，共同為改善社會大環境盡心力。
ＩＢＭ經理張興華指出，每次ＩＢＭ舉辦活動的目標都希望能將ＩＢＭ可以給社會的附加價值加上去，而不是「我丟一元，你接一元」的活動。例如去年舉辦大專軟體設計比賽，除了比賽之外，ＩＢＭ還為參加學生設計了資訊夏令營，貫輸資訊常識。
宏董事長施振榮也強調企業改善社會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從自己做起」。因此施振榮指出，企業家大到投資決策，小到半夜是否闖紅燈都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基於這樣的理念，當社會上認定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施振榮即決定要「向這種說法挑戰」，而一般人對企業的印象是不培養人才，不做Ｒ＆Ｄ，「這也是我看不慣的」。因此施振榮推動自創品牌協會，推動「群我關係」，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把自己定位為社會的一份子，」施振榮說。
企業從「從自己做起」的做法還包括企業內的員工。惠普科技參與環保運動的推行，第一波就先從員工做起，在辦公室內推行垃圾分類、紙張再利用、環境綠化等，「企業是人的集合體，從企業開始非常有意義，」惠普公關羅燕儂表示，ＨＰ第二波的行動將把整套辦公室內推動環保的做法擴散到其他企業。

有色眼光

但數千年來中國人習慣「自掃門前雪」，對過度熱心的人士反而投以狐疑的眼光，使有些企業在默默為社會盡力時，採取保守的態度，也反映出改善社會的活動所面臨的難題。
施振榮在推動「群我關係」時，即擔心別人以為他好出鋒頭，一直採取低姿態，儘量聯合許多企業一起做事；毛渝南邀請其他企業贊助憲政研討時，許多人都要求不要曝光，怕媒體用有色眼光把他們放在顯微鏡下檢視，「這是傳統的阻力，」毛渝南感慨地說。
「這個社會要負一點責任，」推動東區住商組織的陳明竺表示。國外許多企業非常熱心改善環境，且獲得很好的評價，而國內企業過去之所以少有回響，原因是「大家把商人看扁了」，動輒扣上「造勢」、「別有居心」的帽子，變相懲罰熱心公益的企業。陳明竺強調，社會應該用誘因（Incentive）管理，才能刺激更多良性的循環。
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則強調，企業自救要發揮更大的效用，應該培養更多的民間領袖。國外常見夠分量的民間領袖和政府決策者對談，對政策頗有影響。但目前台灣產官學業三角運作由於缺乏互動，仍停留在企業出錢，學者辦事的階段，大部分的意見領袖都是單兵做戰的學者，企業界無法對政策構成真正的壓力。

社會精英忙賺錢

許多社會運動立意甚佳，但礙於執行者影響力不夠，效果十分有限。宏施振榮就遺憾歐美許多社會精英專心推動改善社會的活動，台灣的社會精英（包括他自己）卻忙著賺錢，因此許多社會活動動輒遇到瓶頸。例如自創品牌協會，要做的事情太多，卻苦於找不到資深、有影響力的會務人員來推動。施振榮因此感慨，「我說不定要早點退休，專心來做這些事。」
再加上有些企業沒有把企業的遠景和大環境連在一起，或急於見到投資效果，仍然吝於對社會投注心力，也令一些企業自救的推動者挫折不已。
從點的推動，到線的連接，甚至面的擴散，社會的熱情活力仍然極待點燃，而這些已經開始「自救」動作的企業更期待著更多人的加入，「社會公益是眾人之事，唱獨角戲是很苦悶的，」施振榮一語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