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中時兩大對決

一室的人埋頭振筆疾書，偶爾抬頭總看到牆上醒目的黑字「報禁開放××天」，每天更換著新數字，絕不留情，這是中國時報編輯部。
　他們的董事長余紀忠在宴會中對幾位新聞界人士平靜地說：「要來的終歸要來，就讓它亂一陣，看誰能生存下來。」
　
　　×××　　××
　他的最大競爭者－－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對著高、中級幹部在無數次會議一再指示：「忘掉從前的一切，看未來，看讀者需要什麼？」浙江口音鏗鏘地迴蕩在寬廣的辦公室。
　
　　　×××　　　×××
　
　今年初，朝野一片自由化熱潮，融化了三十六年的報禁令，也融化了十八年的三大張限令（可擴版為六大張），報業在明年一月將面臨大決戰。
　
對付新舊對手
　
　而報業的兩大牛耳：聯合、中國時報、為了應付這場決戰中的新舊「對手」，從年初開始就大舉招考記者、編輯，年中開始密集會商、改版、試版、試印、添購機器以應付陡增一倍的印刷量，還要在高雄、台中設廠，就地印刷、節省運輸時間。
　聯合報也從年初就組成十二人專案小組，由總管理處總經理劉昌平擔任召集人，收集了歐美日等外國報紙相關資料，更從組織上調整，一向善於打團體戰的聯合報今後將把編輯和採訪記者混合編組，如經濟組主管、記者會和編輯一起作業，聯合報也會注重國外採訪，並在紐約成立新聞中心，對國際事件做較迅速的反應。
　中國時報今年更有史以來第一次把一百多名地方記者，分六批北上接受兩週的新聞理論和採訪寫作訓練。該報更從十月十六日開始改版，恢復第三版為社會新聞版。根據他們做的意見調查，社會新聞仍廣受讀者喜愛，另增加第五版為經濟版，趕在報禁前，希望領先其他同業，給讀者新的印象。
　在業務方面，以前兩大報業務人員等在社，客戶千請萬託，才能在兩大報上登廣告，現在兩大報派出業務代表開始穿梭於群集東區的廣告公司了。
　而今年七、八月，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為了爭奪分類廣告展開殺價戰，互相喊價道：「你打七折」，「我打五折」，結果從原來的每行四十五元降到每行五毛，為明年一月的增張戰、報禁開放戰揭開序幕。
　
分秒都在競爭
　
　兩大報的競爭並不始自今日，三十年來，每天每個時段裡都有人在競爭。早上，兩報高級主管、記者，編輯一起床就比較今天自己報紙有何斬獲，對手報有何缺失，中午、下午，兩報記者從中央各部會競爭到縣市政府，也從台北競爭到漢城、華盛頓。推廣人員更從台北市鬧區的公司行號競爭到偏遠的海濱山埔。
　深夜轟轟隆隆的印報機高速滾出一疊疊報紙，捆紮後送上運報車，司機握緊方向盤在高速公路上飛馳。外面，天仍未破曉，已有人等在全省各地派報點，記載自己及對手運報車到達時刻，「三點十二分到，就是十二分，不能寫成十五分。」中國時報編輯組主任孫大可攤開記載的簿子說。
　在台灣沒有一個行業有這麼勢均力敵，無時不在慘烈競爭的企業體。由於廣告、發行份數都如此接近，兩報的競爭一刻都停不下來，「誰停下來，就輸了。」台灣新生報廣告組主任董益慶多年來旁觀。
　成長再成長，競爭再競爭，使他們力量日益壯大，再加上民國四十年起，政府實施報禁，新報紙進入市場之路被堵，使得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演變成報業兩大。
　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視發行數字為高度機密，根據多方採訪，他們各自發行量約在一百二十萬份到一百五十萬份之間，如果有相差，也只在幾萬份之差，與其龐大發行量相比，這個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所挾帶的影響力無與倫比。
　一位傳播業者估計，如以報份與人口相比，他們各相當於紐約時報在美國發行量的十五倍，其舉足輕重的輿論主宰力量已大得驚人。
　
第二公權力
　
　根據凱諾廣告公司所做的抽樣調查，全省七○％以上的人每天或看中國時報，或看聯合報，或者兩者都看。
　政府院、部會首長乃至科員一早都要仔細看這兩報記者對政策的褒貶，「他們幾乎是第二公權力（政府以外），沒有一個機構和個人能經得起兩大報連續攻擊而不下台的，」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觀察。
　這兩報實在得天獨厚，雖然各自發行一百多萬份以上，但發行收入卻不必繳營業稅：報禁提供了他們快速成長的溫室，縱使報禁解除後，他們也不像其他快速自由化的行業－－汽車業、家電業，必須面對排山而來的進口貨挑戰。
　大部分接受採訪的人估計十年、二十年還不致出現威脅兩大報的報紙，曾在中國時報屬下美洲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的王杏慶說：「他們在過去的不完全競爭，已養成了足夠應付完全競爭的實力。」
　所以，也有人擔心，報禁開放後，中國與聯合會進一步擴張，傳播業者徐佳士認為在資訊時代，資訊來源為少數人控制，就像產品為少數人生產者壟斷，易造成不公平，「反托辣斯的觀念，同樣應用於新聞事業。」
　不論如何，兩大報主持人王惕吾、余紀忠絕不承認，他們是靠保護崛起的。這兩位現年七十多歲的報業大亨在壯年期，同樣經過篳路藍縷，辛勤奮鬥的時刻。
　
創業維艱
　
　民國三十九年，中國時報前身徵信新聞創刊時只是一張油印的四開報紙，以刊載市場行情為主，編輯部裡僅十餘人，每個人採訪、編輯、校對一起來，而且編輯、排字、印刷都在不同地方。被部屬形容為「強人」，但會適時表現念舊情懷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在中國時報創刊三十週年時寫道：「一夜之間，走遍四城，風晨雨夕，暑往寒來，整整經歷兩年。」
　同樣地，聯合報前身民族報創刊之初，連生存都有困難，政府在年節時，都會給報社一些補助金。王惕吾回憶民國四十四年春節將屆，從政府借幾萬元發給同仁春節獎金後，他買了一幅鑄字銅模：「那是我們的第一筆投資。」從來不向後看的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低著頭沉吟道。
　
時勢造英雄
　
　當時領導新聞界鋒頭的是省屬新生報和黨營中央日報，但隨著經濟快速起飛，讀者需求資訊，廠商需求媒體登廣告，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比起公營報紙言論尺度寬、應變快，於是銷路和廣告收入激增。
　在這之前，王惕吾與余紀忠常在一起互相造訪，第二代如王必成、王必立和中國時報的余範英、余建新也一起長大，王惕吾還曾把一套聯合報的人事、財務制度拿給余紀忠參考。
　但隨著競爭激烈，王余二人從「常在一起討論報業發展」的好朋友，而漸有過節，逐漸演變成點頭握手之交。最後一次關鍵性的過節是民國六十三年時，在新聞局長錢復辦公室為了印報紙張來源而當場口角衝突，從此兩人形同陌路。目前只有每星期三在國民黨中央常會一起開會時共同出現，除此之外，如有兩人可能同時出現的場合，秘書都會儘量將其時間錯開。
　有位雙方的友人不禁搖頭惋惜：「二位老人家實在有點意氣之爭。」
　一位黨方高級人員每講到此就笑著說：「只有總統才能解他們的結。」
　雖然不常見面，兩人的針鋒相對卻更激烈，十餘年來王惕吾為田徑協會理事長時，余紀忠也任籃球協會理事長，各自舉辦的國際田徑邀請賽及威廉瓊斯杯籃球賽在各自的報刊都登的轟轟烈烈，對手報上輕描淡寫。
　在中常會上，也為了「美洲中國時報新聞及言論尺度」和「自立晚報記者進入大陸採訪」等，出現數次爭執局面。
　而王、余兩大報業巨子的競爭心態在一些屬下的渲染下，也絲絲滲透進每個成員的心中，成了兩報最堅強的企業文化，而且引以為榮。「無敵國者亡。」聯合報資料中心主任梁雪郎說。
　兩報記者都競相爭取獨家新聞搶快速報導，甚至國際人士都能感受到兩報競爭的氣氛。主管與我國貿易談判的美方代表克里斯多夫女士坐在華盛頓辦公室不禁莞爾：「工商時報記者來了電話，不到兩個小時，經濟日報記者一定也會來電話，反之亦然。」
　兩報推廣的花費更是驚人，王惕吾希望做到台灣每兩戶有一份聯合報（即兩百二十五萬份），中國時報則每年訂出高額成長率。中國時報一位員工私下透露，為了一萬份半年訂戶，報社要花到一億元推廣，「聚沙成塔，才能達到我們成長目標。」中國時報系總管理處總經理儲京之說。
　
地位不相上下
　
　三十年的競爭下來，在社會聲望和地位上，王、余兩大報業鉅子可說不相上下。但兩位同為中常委，在黨的地位，根據一位黨方高級人員說，因為王惕吾對既定政策給予較一貫的支持，所以在國民黨決策階層贏得稍多的信任與支持。
　而以媒體本身來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的影響力、銷售和廣告量都不相上下，但是若以報系的發展規模而言，聯合報已領先中國時報，目前中時和聯合報系下規模相等而性質相近的刊物有「工商時報」對「經濟日報」，「時報新聞週刊」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時報文化出版社」對「聯經出版社」，時報旗下以美女封面與社會娛樂新聞而暢銷的「時報週刊」，聯合報下沒有，聯合報下的以休閒、體育、文藝為主的民生報，及中國經濟通訊社、聯合文學、中國論壇社、聯合月刊、女性雜誌、中時都沒有
　而在海外，自從美洲中國時報三年前關閉後，時報只剩下時報週刊美洲版，而聯合報已在歐（歐洲日報）、美（世界日報）、亞（曼谷世界日報）分別建立華文報紙，儼然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中文報系。
　
強人領導
　
　兩大報能有今天的發展，都賴強人領導，但兩個強人不同個性、作風，產生不同企業文化，甚至主導了兩百多萬份報紙內容。
　根據採訪歸納，在開創事業上，王惕吾敢冒險，重謀略；余紀忠不落人後，永不服輸。
　在管理風格上，王惕吾屬「企業家型」，重組織制度、分層負責；余紀忠屬「知識分子」型，用人決策重直覺，不願為制度所縛。
　黃埔軍校第八期畢業，以少將副師長退役的王惕吾常對人說商場上生死存亡的搏鬥，首重果斷、膽識，這兩項只能在戰場上學到。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國外貿額只有現在的四十分之一（十四多億美元）時，他買下了一家報紙，許多人勸他用來經營晚報，半年內就可賺錢，但是他堅持要給工商界人士「開腦」（提供新觀念），於是創辦了經濟日報，艱苦經營七年才轉虧為盈。
　而三家海外華文報紙設立，也承擔了很大風險，世界日報最近才轉虧為盈。
　王惕吾認為新聞界變動大，長期許畫不見得實際，但是長期想法則一定要有。
　
長程想法用電腦
　
　聯合報領先同業、自力發展出電腦輸入系統，就是他長程想法的一例，民國五十年間，他就認為以中文電腦輸入排版，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後來應邀訪美，他去了一家發展中文電腦的研究機構。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密切注意中文電腦發展情形，有了新動態，馬上想到聯合報是否可用。六年前，請來在美工作多年的現任聯經資訊公司總經理那福忠，自力發展出一套中文電腦設備，終於夙願得償。
　走在聯合報大樓，已看不到傳統報紙偌大的鉛字房裡站滿了鉛字工人（只有分類廣告仍用鉛字），代之而起的是一群人坐在輸入機旁，飛快的按著鍵盤。六年之間，聯經資訊公司已從只有五、六個人到近兩百人。
　聯經資訊公司總經理那福忠估計在電腦啟用三年後，已收回了當初投資的成本。
　中國時報並非沒有創新的實例，民國五十七年中國時報投下鉅額領先採用彩色印刷，在彩色電視、彩色雜誌未上市之前，彩色印刷的中國時報轟動全國，尤其在鄉間，「中國時報的報份就在那時候攻下來的，之後守起來就容易的多。」多年來觀察媒介發展的中央日報副社長顏伯勤說。
　但是在創新事業上，余紀忠有「不為天下人先」的精明。一位余紀忠的部屬透露，十多年前，政府也囑意余紀忠去美國創辦華文報紙，余紀忠不願承擔過巨風險而作罷。
　但縱使因主、客觀因素失去先機，余紀忠也有「不落天下人後」的不服輸氣概，所以五年前創辦了美洲中國時報（已於七十三年停刊），與世界日報爭奪在美中國人讀者，更在經濟日報創刊十一年後，創辦工商時報，以初生之犢猛攻工商界。
　
跟台塑學管理
　
　在內部管理上，聯合報首重建立制度，聯合報系總管理處總經理劉昌平說：「聯合報在創辦時就注重財務管理，製作日報表，做成本分析。」民國六十二年台塑董事長王永慶一度投資聯合報，聯合報也採用了部分台塑合理化管理和財務分析制度，也像台塑一樣，聯合報有十大本厚厚的作業準則，發行、廣告、緊急事件之聯繫，處理都有一套準則。
　聯合報授權負責執行得較徹底，除了極重大涉及政治的事件，王惕吾會與部屬討論言論方向外，編務與發行細節都不管，而以抽讀詳細的報表與報告來掌握全局。他的時間多放在思考報系未來及照應新創事業，如最近在美國大城所設立的世界書局。
　根據一般觀察，甚至從中國時報轉到聯合報的人都同意，聯合報處理新聞較平實、穩健，新聞內部查證制度也較完整，記者寫來的稿子除經過副主任，還要經過核稿組。聯合報也較注重團隊精神，遇到突發重大新聞，各組之間相互支援調配。坐在頗有宮廷氣派、兩層樓高的辦公室裡，王惕吾說：「聯合報精神就是團隊合作。」
　
余紀忠愛才
　
　踏入中國時報，似乎是另一個戰場，新聞編寫刺激、評論銳利，而且重視個人表現，如報系總管理處總經理儲京之說：「余董事長愛才，而且破格提拔人才。」
　與聯合報高階層主管必須一步步升遷相比，中國時報提供年輕人發揮機會多，一旦為董事長余紀忠的賞識，就可青雲直上，年資不重要，例如前任總編輯胡立台（現轉至聯合報，任總管理處副總經理）三十五歲擔任總編輯，周天瑞（現為新新聞雜誌社社長）三十初頭就任副總編輯。
　一位余紀忠過去的年輕部屬說：當余紀忠欣賞的部屬，實有龍袍加身的寵譽，不但是物質獎勵（如買房子、車子、大紅包等），而且以他這樣有地位的長輩，能如此尊重小他幾乎四十多歲的人的意見、感受，「你怎麼不幫他賣命？」
　但是根據一位部屬指出，余紀忠容易欣賞才，也容易對這個才很快幻滅。加上他管理順己意，做決定快，也容易改變決定。一旦踏入權力核心後，要花很多時間揣測余董事長的心意及應付因才遭忌的人事紛爭：而且這些年輕人過早升到高位，放眼一看，不知再往那升，不免思異動。
　所以這些年來，中國時報中高階層人員流失其多，「造成嚴重斷層現象」，時報一位高級主管指出。
　但是余紀忠以淵博學識（他可從美蘇限武談判談到雲門舞集、古典音樂、各國思潮）禮遇尊重學者，吸引了一批客卿，創闢了他的社論及專欄權威，例如台糖董事長汪彝定（時報主筆）、王作榮（工商時報總主筆），在美學人許倬雲、余英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耀基。
　
知識份子辦報
　
　主筆汪彝定稱許他是知識份子辦報，較不為黨派利益所左右。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底民進黨成立的消息，各大報除了自立晚報外，只有中國時報刊登了這條消息。
　由於我國政治環境較保守，而余紀忠一直希望藉中國時報影響力，促進開明民主，所以中國時報在新聞、言論尺度較寬，比聯合報贏得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尊重，「我追求民主的努力從不改變。」高昂挺拔的余紀忠在辦公室回憶著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刊動機。
　余紀忠能夠走在言論尺度邊緣，源於他對政治環境極度敏感及應變能力快捷，很多學者、政府官員乃至企業家習於以中國時報的社論做為政治氣候的指標，當中國社論保守政治氣候必定保守，政治開明時則可看到較大膽的言論。
　
完成接班準備
　
　但是兩大報能否長久維持盛勢，實在取決於第二代接棒人的抱負與能力。目前，王惕吾已完成交班準備。王惕吾長子王必成、三子王必立已分任聯合報發行人及經濟日報發行人，次女王效蘭任民生報發行人，三人在同一層樓上班，各有其決策範圍。
　十多年前王必成與王必立兩兄弟回到台灣，在王惕吾身邊做了兩年特別助理，觀察父親如何管理部屬，做決定，「不但學事情，更要看人性。」經濟日報發行人王必立說。
　王惕吾對兩子的「管教」除了工作上的，更深以古訓「富不過三代」為警戒，所以子女每月支給車馬費十萬元，年終紅利不能分，要用來再投資，股息可以領回去做家用。平日工作上花費，向公司報帳，也須檢具發票，「如此一來，萬一有子孫不肖，只影響個人，不會動搖事業根本。」王惕吾說。
　中國時報換班準備較晚，余紀忠長女余範英曾任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四年前，調任工商時報發行人，近年來工商時報內容趨於多元化，余範英常不斷與部屬溝通堅持：「工商界關懷層面應該廣，更應注重人文精神。」
　次子余建新兩年前擔任中國時報發行人兼總管理處行政中心主任，但余紀忠授權範圍較小，報系主要記者待遇都還由余紀忠決定。
　
盟主誰屬難測
　
　媒體研究者指出，這些年兩大報為了爭強、爭成長，固然帶來進步，但是也產生若干副作用。例如，為了搶獨家新聞，常有片面、不夠成熟的新聞見報。
　批評者指出，在激烈的競爭下，二大報在新聞的正確度上也應該提升。根據政大新聞系教授鄭瑞城在五年前對五家報紙抽樣所做的內容正確度研究，發現在客觀性錯誤上（人名、地名、寫錯）聯合報達二四．七％，中國時報達二二％。
　更多傳播學者希望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能將量的成長競爭壓力稍微放鬆，轉向致力追求質的提高。「紐約時報（以高水準著稱吸引知識份子）和紐約日報（以刊載犯罪新聞著稱），是很難兼顧的。」傳播學者徐佳士說。
　致力追求質的提高，除了競相投資硬體機器設備，更應加強記者的職前訓練。聯合報副社長楊選堂也認為在國家社會面臨轉型，新舊交替之時，問題也會叢生，記者不但了解問題的「真相」，更應了解問題的「真諦」，要達到這個地步，記者必須具有豐厚的常識與知識，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帶動進步的觀念，更帶動社會的進步。
　面對明年一月份的報業大變局，雖然短期內，不會出現威脅兩大報的報紙，但主持人及員工仍然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兩方上下永遠在虎視眈眈地注視對方動靜，而適時予以反擊。
　而王惕吾與余紀忠儘管個性、作風不同，但在接受採訪時透露了共同的信息：「過去成就不足恃，未來的報業競爭是另一場戰爭。」
　在這場新戰爭中，盟主定於一、兩強對峙或新霸主加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