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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立了遺囑」 與新冠病毒共處,醫護人員:我們都知道有人會犧牲

面對新冠病毒,第一線醫護人員就像站在黑暗的海岸邊,等待大浪來襲,但永遠不知道,浪會有多高。他們知道有人終會犧牲,於是紛紛交待了後事、立了遺囑。「我死後,你可以再娶」、「如果我們都走了,孩子就託孤給他吧」……

新冠肺炎-醫護人員-武漢病毒-遺囑-生死-人生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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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科醫師蜜雪兒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醫院工作,但這幾週來,她有一種自己身處車諾比的錯覺。

在治療新冠病毒確診者的過程中,蜜雪兒必須幫無法呼吸的病患插管。這個醫療過程,包含將導管置入病患的氣管,導管植入,病患耐不住不適難免對著醫護人員咳。窩藏在飛沫中的病毒,就這樣與醫護共處。

上週,蜜雪兒為兩名新冠病毒確診病患插管,「你有意識地知道自己處於那個環境幾秒鐘。10秒、20秒、30秒,你暴露其中。」

「你看過HBO影集《核爆家園》(Chernobyl)嗎?」蜜雪兒問《紐約時報》記者,「無形的威脅追獵著你」。

蜜雪兒之所以懼怕那些可能窩藏在指甲縫、髮絲上的病毒,不只因為她可能被感染,更是因為她有家要回,而等在家裡的是他的丈夫和3個小孩。

治療病人,同時拚命地保護家人,醫護人員只能神經質。

因此每一天,她離開醫院前,她把自己從頭到腳洗了一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從頭再做一次梳洗。然後,強迫症似的擦拭所有她碰觸過的東西:門把、汽車門把、電話。這個時候,也非得有強迫症不可。

不久前,她一度覺得這樣做太過神經質,「但現在,這完全合理」。

兩週來,他擔任外科醫師的丈夫都睡在家裡的地下室,蜜雪兒自己睡臥房,「我們兩人至少要有一人平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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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雪兒的恐慌不是特例,而是所有醫事人員的日常。

布魯克林一家醫療中心的急診室主任馬歇爾(John Marshall)自2月底以來,就和太太分房睡。

馬歇爾苦中作樂地說,「這才知道,狗狗真的比較愛我老婆」。

現在的馬歇爾不是在治療病患,就是在補眠。而繼續住在家裡,讓他至少在醒著的時候,可以跟3個未滿16歲的兒子相處。馬歇爾說,有些同事選擇讓家人到安全的地方住,有些醫護人員則是離開家,自己去住Airbnb。

「真想把自己醃製在消毒劑裡」

哥倫比亞大學把一些宿舍讓出來,提供醫護人員住宿,大學發言人說,這麼一來,萬一醫護人員真的被感染,至少可以避免通勤途中感染其他人。

有些醫生則已經被感染了。曼哈頓消化內科醫師巴德瓦(Richa Bhardwaj)同為醫生的丈夫先確診了,她自己則等待篩檢結果。如今,她、先生與5個月大的女兒分隔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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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醫師說,當醫師這麼久了,「我們知道槍傷病人送到醫院時我們該怎麼做,我們知道該對敗血症、心臟病患者做什麼。但面對新冠肺炎,我們不確定要怎麼保護自己,還要想著,會不會治療著病患,卻傷害了家人」。

麻州綜合醫院老人醫學主任李維說,「如果可以把自己醃製在消毒劑裡面,我會這麼做。」

許多初步研究報告顯示,醫療人員感染新冠病毒的機率,比一般人高,而且一旦確診,病症可能更嚴重。醫療人員戴上口罩、手套和穿上防護衣,盡可能保護自己。

也有人,開始寫了遺囑。

蜜雪兒和丈夫利用一個週末,攤開了最錐心刺骨的問題,「如果他們兩個人都走了,誰來照顧孩子?」

「我們排了託孤的四個人選,前兩個人年齡比較長,是感染的高危險群。第三個人是醫師。所以我們又列了第四個人,他是低風險族群。現在的情況迫使我們必須想那麼多,」蜜雪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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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不諱言,他確實與同事開始談生死,期間帶出了立遺囑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這一波疫情會帶走一些人,不願這麼說,但醫護人員會是其中的一些犧牲者」。

麻州綜合醫院醫師維琪告訴先生,「萬一自己走了,你可以再娶。唯一的條件是,那個女的必須有勇氣、有朝氣,我要她是孩子的好榜樣」。

過去,這是許多醫師對重症者耳提面命的生命議題,而今他們從善如流。

維琪說,「許多人不願意承認生命可能戛然而止,但我們是醫師,我們很有體會。在新冠肺炎蔓延時,關於生死的面紗,彷彿被揭開了。」

站在美國醫療體系的最前線,維琪說,「我們終其一生相信這個體系會保住我們的安全,而現在我們一直等待著這個體系再做些什麼,但同時又明白救世主不會出現」。

「我們就像站在黑暗的海岸邊,知道大浪將至,但又不知道浪會有多高」,維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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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YT、Daily Mai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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