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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醫院的過勞起點是住院醫師，幾乎每個醫師也曾經歷。
晚上9點，當許多人已下班，醫學中心的外科住院醫師王哲宇（化名）正在值班。 穿著白袍、戴著眼鏡的他，先在護理站，整理白天未完成的病歷；再幫病人換藥、插尿管或打抗生素。一個阿公忍不住向他說，「哪欸又是你！」
忙完一輪，他回到不到兩個榻榻米大的值班室，嚥著沒吃完的晚餐。椅子還沒坐暖，手機再次響起，他小跑步到病房支援；那時已是晚上11點。 但王哲宇說，「這算運氣好。」曾有一次值班，凌晨時刻，廣播兩度大響，他趕緊幫病人做CPR。
25到30歲是綻放青春的時刻，也是每年約1300名醫學生，進入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照顧病人的開始；他們將撐住的是，台灣未來30、40年的醫療。
但台灣的醫療環境愈趨惡化。健保署統計，全台門診與住診就醫總人次，2016年達2.92億人次，近20年增加了4000萬人次；台灣人看西醫門診的次數是美國的3倍。
過勞的環境留不住年輕醫師，尤其是外科。王哲宇的爸爸也是位醫師，20、30年前，選外科是榮耀；但這幾年衛福部得祭出限縮他科、增加五大科培訓容額（內、外、婦、兒、急）留住人；和王哲宇同梯的住院醫師，近三分之一轉而接受非外科培訓。
連續工作35小時？「早已習慣了。」
王哲宇有忙不完的事。他一個月平均得值8次隔夜班。早上7點半上工，晚上顧病人，隔天一早巡病房、換藥、進開刀房，再接新病人、寫病歷及交班。
幸運點，他能在隔天中午12點下班；不幸時，他曾忙到隔天晚上8點才下班，連續工時超過35小時。不累嗎？「累啊，但已經習慣了，」王哲宇說。
35小時，也超過衛福部規定的每次勤務延長工時上限28小時。這是今年8月，全台92家教學醫院得實行的「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其他規範包括：平均每週工時從88小時降到80小時；正常工時不超過10小時等。
這也是衛福部為了在2019年9月將受雇醫師納入「勞基法」的策略之一；但從住院醫師的工作現況來看，要落實政策，仍是挑戰。
住院醫師：支持受雇醫師納入「勞基法」
王哲宇坦言，有時值班，他得一人身兼兩職：守備兩大病房區、超過40床病人，「不然依照我們的人力輪下來，一個人一個月會值太多班。」
另一家醫學中心，非外科的住院醫師陳冠任（化名）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他們仍異口同聲贊成全體受雇醫師納入「勞基法」，因目前的指引對工時仍有些微改善，納入法令，更能獲保障。
多了法律保障，醫師也較有動力合作改善勞動環境。「在住院醫師階段，很多人也會想說熬過去就好，未來升上去就不用做了。改善工時這件事，醫生也需要團結一心，」曾在高雄醫大擔任實習醫生的姚典佑說。
勞動部部長林美珠在公聽會上表示，將連同衛福部積極投入資源，協助醫護人員組工會，一旦工會運作受到不利對待，將依工會法35條送請相關機關處理，「這點過去做得不夠，未來會增加聯繫管道。」
陳冠任期待，醫療環境可更好，讓興趣在臨床、照顧住院病人的他，能在醫學中心裡好好發揮，而不是只有離開一途。以下是陳冠任的告白：
我曾碰過一個主治醫師，他不到50歲，就中風、半癱了。
這讓我開始想，我不菸不酒，為什麼要做一個會讓自己中風風險比人家高好幾倍的工作？（延伸閱讀：台灣是過勞之島：每十二天就有一人過勞死）
雖然衛福部從8月以來，實施住院醫師工時指引，但這只是一個理想。
關鍵問題：人力有限，病人無限
大家其實在演一場戲。檯面上，人力夠、工作分配合理、給衛福部的資料符合工時，但我們的工時一定會超過，也常常一人身兼多職。因為現有的條件，無法讓我們按規定——病人量仍大，但能排班的人就那麼多。
那怎麼辦？大家選擇做假，別人也知道你做假，就上下交相賊，大家繼續用假的數字過日子，但這是自欺欺人。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很累、情緒上不舒服，甚至會出現很矛盾的心情。這陣子，我們就碰上同儕身體不好，不能值那麼多班。這時，惡劣的環境就和人權互相拉扯。雖然我知道，彼此要互相同理，但難免出現這個想法：「當你對他好，你就會過得更不好。」
平常大家已經超支工作了，碰到這種狀況，大家就只能超支再超支，最後變成弱弱相殘。
我們目前的工時仍沒有符合指引，但我仍支持受雇醫師要納入「勞基法」。因為目前勞資關係這麼不對等的狀態下，非得規定不可，有了這個方向，過勞的離譜程度或許會少一點。
目前的最大阻力來自醫院資方。有人說，當醫師納入「勞基法」會讓事情維持、運作不下去。我認為這都是假議題。如果醫院資方願意加人、有好的薪水、好的生活品質、好的未來；健保環境也能改善，辛苦一點，大家也願意做，這些都是一環扣一環。
但今天要工時縮短，業務量又不變或上升，大家仍希望服務又快、又好、又便宜，其實是空集合。這也凸顯另一個過勞原因：業務量太大。
歐盟強調分級轉診，醫生、病人雙贏
我曾到歐盟的醫院短暫交流過，他們的工時約是我們的一半（編按：歐盟規範醫師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8小時）。他們能做到的原因，有部份是是分級轉診制度做得夠好。歐盟的病人會先看過家庭醫師，才往上轉診，他們一個科部，一天新進的病人數可能十幾個，但我們光是一間病房，一天就住進十幾人。
台灣的醫學中心有那麼大的業務量，本身就是錯的。但這也是結構性問題——健保制度下，醫院衝量、病人湧入。有時候我們手上，得顧到超過30床，但這犧牲了病人的照顧品質。當時間有限，每個病人身上有好幾條診斷，我就可能忽略掉小問題，或先顧危及的病人。（延伸閱讀：健保難題怎麼解？健保署長：少浪費、分級制、世界第一的急診 為何出現四大亂象？）
升遷標準偏差：寫論文比照顧好病人更有用
我再過不久就能取得考主治醫師的資格。但我覺得，現在當醫師苦，而且苦得沒有未來。主治醫師們的人生往往是多頭馬車，兼顧教學、研究、臨床和行政。甚至有長官和我們說，升上主治醫師後，要留下來，得讀博士班、產SCI論文或出國交換。
即便有好的薪水，但如果處在一種永遠分身乏術，永遠以醫院為家，然後看病、開刀之餘還要想下篇論文在哪、有沒有題材可以寫，而且還不知道這樣的生活，要熬到什麼時候，那個壓力很大。
我留什麼時間給我自己、給家人？這對我來說，衝擊滿大的。
國內醫院甚至把論文點數當作一切唯一指標。開刀開得好、病人照顧得好、把事情做對，遠比不上會寫研究，這是我看到的偏差現象。
這也讓離開醫院、離開急重症科別，選擇開診所的醫師愈來愈多；我們甚至可以轉行，不當醫師。雖然不當醫師的比例仍相對低，但若台灣的醫療環境持續惡化，我覺得這會愈來愈多。我自己也不確定會不會繼續留在醫學中心，但確定的是，我不會犧牲一切，只為了要競爭到高行政職或教學職。
蔣勳曾說，人要活得像人，才能看見美。如果當自己都活得不像人的時候，追逐的東西，有什麼意義？（責任編輯：王珉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