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去美國參加認知神經學的年會時，發現到處都有人在談神經犯罪學。我很高興法律跟腦科學終於結合起來了，因為法律是穩定社會最有力的工具，法官需要知道人的行為怎麼來的。
過去認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現在發現大腦病變，如長瘤，會影響行為，尤其當認知和情緒在角力時，這內隱的力量會左右人的判斷。范德堡大學最近掃瞄法官的大腦，想了解他們在判決時的大腦情形。
這實驗給受試者看一個道德兩難的問題：你站在鐵軌的轉盤旁邊，有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五個在做工的人衝過去，但另一條軌道上只有一個人在做工。如果你搬動轉盤，電車會轉朝那條軌道駛去，你就救了五個人的命，請問你會搬動轉盤嗎？
另一個情境是你和一個大胖子站在天橋上，下面是軌道，你看到失控電車朝五個正在做工的人衝去。若你把這個大胖子推下去，他的體重可以阻擋電車前進，你就救了那五個人，請問你會推他下去嗎？
實驗發現大部份人不會去推那個胖子下去，因為那是謀殺，但是會去搬轉盤，因為五條命大於一條命。在第一個情境，掌管解決問題和自我控制的前額葉背側皮質活化起來；在第二種情況，大腦的情緒中心活化起來，人們猶豫是否可以故意去殺人。
這實驗表示人的理智和情緒，常常不自覺在做拉鋸戰。假如人的意志會受到情緒潛在力量的控制，表示人並沒有自由意志，對行為就不應負全責，因此法律的重心應從懲罰（pu-nish）轉移到復健（re-habilitation）。
現在很多律師用大腦長瘤，來替當事人脫罪，一九九一年紐約富商溫斯坦把太太從十二樓丟下去，這分明是謀殺，但律師用他大腦長瘤的理由，使死罪變成誤殺罪，只判七年到二十一年的刑（幸好他要假釋時，假釋委員也用這理由拒絕：你因腦瘤而殺人，現在這瘤還在，你怎可假釋出獄再害人？他最後關了十八年）。所以現代法官的大腦知識很重要，他們如何看待犯罪原因，會嚴重影響社會安定。
台灣法官最近判太陽花學運的被告都無罪，或許我們也該掃瞄一下他們的大腦，了解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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