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為什麼是44個文化部？專訪文化部長鄭麗君

文化應該回歸一個藝術自由的概念，文化創造的主體是人民，人民可以自由的創作、自由的共享一個文化的生活。除了文化不應為政治服務，我要提倡一個更積極性的自由概念，就是藝術自由必須得到充分的、具體的支持體系，否則它也是一種不自由的自由。所以必須要建構一個充分支持的平台、支持的體系，讓這個藝術自由可以充分的發展。我相信這個充分發展出來的文化力，會是台灣走到國際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動能。

問：你參與的小英競選文化政策白皮書裡，強調文化民主化的概念，如何具體落實？

答：像是社區營造我們已做了20年，但藝文補助的下放只走到一半，就是走到國藝會，但國藝會的基金規模一直停在那裡，沒有再擴大；現在還有國表藝（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這些是屬於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的部份。另外，還有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它是不是也需要中介組織？來做一個推動的政府夥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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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文創院條例剛送進立法院，上一屆國會也沒有過，我們希望翻轉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搭配建構完整的中介組織，跟政府形成一個推動的體系。讓文化資源能夠下放，由專業來治理、處理資源的分配。但是專業治理必須搭配公共課責，是空開透明的，它補助和投資的效益要對社會說明。

問：這些中介組織是以財團法人、行政法人為主？

答：對，我心中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以行政法人為主。像國表藝，政府要給它穩定的預算，讓它來實現公共的使命，但是專業交給藝術總監、專業團體去經營。例如各國都有類似像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的設計，法國有CNC（國家電影中心），未來的文創院條例，在裡面就必須要思考類似的組織。當然我會進一步跟立法院、跟社會討論，就是這樣的組織該如何設立，因為有的需要單獨設立，有的可以整合，所以我希望在第一年內推動文化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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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像文化基本法還有文創院設置條例，過去文化部也推動立法很久，都還一直沒有成功？

答：我的經驗是，過去沒有成功是因為我們都單一條例、單一議題在討論，我們缺乏一個對完整文化治理體系的討論。所以如果大家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文化治理體系的討論，政府角色、民間責任該怎麼分工？社會會比較有共識來讓這幾個法都通過。

問：你留法，受到法國文化政策思惟影響很深，法國有很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過去本身就是文化強國。但台灣情況不同，我們早就全面開放，面臨全球性的競爭，尤其是影響力、消費力強大的影視音產業，你要怎麼面對？

答：台灣和法國的確是非常不一樣。我在法國的感受是，他們的文化保護政策，是一種展現，背後是這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展現在哪裡？展現在他們非常歷史久遠的文化保存政策，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甚至是對在地產業、生活風格的保存。所以他們的人民清楚知道自己文化的根是什麼，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驕傲。基於如此，所以當他們在面對國際經貿競爭的時候，自然而然產生「文化例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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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台灣而言，我們是雙重不足。我們對自己的根不了解，對土地、人民的歷史記憶不了解，所以我們對文化保存的觀念非常稀薄，再加上一開放後，所有國際資本進來劇烈的衝擊，造成我們是雙重虛弱。

所以我們也需要雙重工作，一方面是強本，在文化的根的累積上，要更快速的重建，以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做為我們共同的基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文化經濟上，我們必須要有更積極的扶植的政策。所以像是對影視音產業的政策，我們要將它視為一種戰略產業，扶植、振興它的內容，振興內容是關鍵。我們不能只有輔導金、補助的機制，政府應該以投資跟補助雙軌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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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音產業有一個特殊性，它產業越發展，文化傳播會越好。但影視音也是一種文化，文化要追求自由多元，所以也不能因為只追求產值，而讓它的類型單一化。所以政府其實有發展影視音文化跟影視音產業的雙重任務，要以雙重資金的策略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未來我們投資的策略將更重視產業性跟市場性，但補助的策略會更重視文化的多樣性、自由多元，甚至補助的政策要聚焦在在新銳、新創，對第一哩路更多的支持。

此外，我們也要面對過去遺留下來的通路的問題，其實在新版電影法，已經有授予我們一些可能性了，在這些可能性下，我都會積極的來思考，進一步協助打通通路。我們希望讓民眾有欣賞本國自製電影、影視節目的機會，也讓產製端得到更多練習、製作的機會。

過去我們的文化政策常會擺盪在產業性跟公共性之間，但其實文化政策在各國都是有一點矛盾的目標，因為這要回到文化跟產業的關係，本身就是有一點矛盾，而且不同的藝術類型跟文化類型，跟產業的關係又不一樣。

但我核心的概念就是，即使我們沒有產業蓬勃發展，還是都會有文化，但是如果我們文化經濟的產業可以發展，它就更可以促進文化的傳播、文化生活的共享，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拚產值而失去文化。所以，政府的投資是著重產業的戰略性，補助是著重它的文化性，我的基本概念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