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詐騙為什麼很難定罪？

詐騙集團將錢分散到很多張銀聯卡，甚至把卡寄到台灣，讓車手領錢。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副司長戴東麗說，錢甚至轉到第七層，散布在一百、一千張銀聯卡，追查不到。　另一種金流，則是面交取款。車手會假冒檢察官或書記官，跟被害人見面收款，或拿存摺印章去銀行櫃檯取款，這種款項金額更大，更難追查。

目前台灣人為主的詐騙集團不下百個，而且每個詐騙流程的節點，從提供機房、培訓車手到蒐集人頭帳戶，都規模化為公司型態，會同時受到兩、三個詐騙集團委託。

就算找到證據，也難證明彼此有關聯，「最困難是證據彼此要有勾稽，」林達解釋，很難證明打電話跟取款人之間有關係。

中國履行司法互助很消極

除了難追查，這次中國大陸並未依照「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原則偵辦，未來協議如何落實，也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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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委林為洲質疑，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成為此次肯亞案與大馬案的最大漏洞，「大馬遣送二十人，做決定前不知道偵辦情形，無法事先取得卷證，回來台灣什麼都沒有，代表事前、事中、事後沒有完全落實。」

但這次並不是特例。刑事警察局副局長呂春長就說，中國大陸很多時候並沒有遵守事前通報的原則，會等到事中、甚至事後才通報、交換情資。

此外，依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二章第六條，在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時，雙方要同時移交有關卷證。顯然這次中國沒有做到，所以檢方依據無罪推定原則，將人放行。中國履行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時，看來比台灣消極。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拿出法務部資料，指出中國向台灣請求提出「情資交換請求」的件數，共有一三四六件，我方達成率超過八成。但台灣向大陸提出的件數，共有四○六一件，大陸達成率僅有三成三。林達坦言，傳真到大陸對口單位取證，但對方回覆比例不高，與官方效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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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卷證，台灣法院也可能因「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指述，除法律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的傳聞法則，排除從中國那邊拿到的筆錄作為證據。

「我們跟中國有法治落差，這讓人很不安心！」民進黨立委顧立雄堅持，兩岸的法治水準不同，不能用公安筆錄辦案，法院不一定採用。

他認為台灣要透過視訊，共同參與法庭審判，更希望保障嫌疑人，包括有律師陪同、家屬探視權等。

戴東麗舉例，大陸檢察官開偵查庭，台灣可派司法警察系統的調查官跟檢察事務官同步視訊，並把問題寫下來給對方，請對方補充訊問。

「要實現正義，不外乎將罪犯繩之以法、讓被害人得到應有的補償，」林達說，詐騙案能追討的金額太少，被害人的錢幾乎拿不回來。要司法正義，台灣必然得跟中國合作，因此最重要的是徹底落實協議。此外，台灣投入大量成本防範詐騙，中國也應強化詐騙防範，不能只靠事後追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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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依法治國，法律與人權缺一不可，兩岸間的協議怎麼真正落實，是 新政府要面對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