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五論 改善世代不公平

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的子女，只要夠努力，仍有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父母階層的子女，若不長進、不努力，也該很有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所得的分配不公，同時也抑制富人父母能挹注子女的錢。但是，單靠所得稅制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

因為，世界高所得統計資料庫（WTID）顯示，即使每個國家都有累進所得稅制，各國高所得者的所得佔比，還是持續在攀升。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他們的影響力當然也會增加，澤被後世的機率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如此，皮克提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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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問我，靜態或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可能有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顯示社會大眾對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有財務學者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他把《Forbes》所列全球五百大企業中的家族企業挑出來，把它們的股價指數做一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股價。觀察各公司家族CEO「暴斃」時，公司股價是漲是跌？結果發現，如果是家族第一代CEO暴斃，公司股價大跌；若是家族第二代CEO暴斃，則股價大漲。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漲跌，反映了千萬股民對公司的評價，大數法則之下，應該是公正的判斷。股價在CEO暴斃時的漲跌，代表千萬股民對暴斃之人治理公司的評價。

前述研究顯示，第一代企業家那種斬荊披靡、開疆拓土的氣勢與魄力，通常不會「遺傳」給含著金湯匙出生、生下來小屁股上就包著LV牌尿布的第二代。因此，富二代對於其所繼承企業的貢獻，或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其實是不被普遍股民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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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千萬股民看不起這第二代的能力，家族企業還是傳給第二代了。這種「沒能力的富二代繼續掌握資源」，相對於許多有能力且努力打拚的中產階級子女之機會受限，當然是不公平。

２　德沃金的公平觀

我最喜歡的二十世紀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說，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要是「多肯定努力」(ambition-sensitive)、「少獎勵機運」（endowment-insensitive）。真是一語道破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

「野心」（ambition）是指個人的努力、發奮向上的拚勁。「秉賦」（endowment）則指金湯匙之類，無關個人努力、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就是要使秉賦的重要性降低、野心的重要性提高。這就是動態公平的最重要觀念。

可以此檢視現有台灣的若干制度合不合理、還有哪些面向可以再做改善。累進所得稅的重要性前文已經述及，那麼遺產贈與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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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贈與稅是唯一與靜態公平無關、只與動態公平相關的稅制。課遺贈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秉賦」的影響，要求改善個人的「野心」。

皮克提等人寫了不少文章分析所得稅與遺贈稅，但他們還是覺得不夠，還要討論資本持有稅、其他制度設計等，看如何才能避免財富世襲。《經濟學人》今年四月下旬也有專輯探索家族企業，重點之一也在家族企業世襲的弊端。我以下要從幾個面向，檢視台灣「公司法」與「金控法」等相關規定，找出最不利於動態公平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探討「開銀行的家族，可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

這裡相關的規範很多，在美國統稱為「產金分離」。產金分離的意涵是，從事銀行事業的，不可以再直接或間接實體經營其他的事業。美國對這個禁制有些例外規定，但是用「正面表列」方式一一列出。例如，銀行可以兼營不動產鑑價、證券承銷、資產管理、契約擔保等十餘種非銀行業務；非在表列者一律禁止。（詳細情形可以參閱American Banker Online＼Regulation Y＼sec. 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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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有產金分離的規範？為什麼經營銀行的家族，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其理念大概是這樣的。銀行的資金其實都是存款戶的，不是銀行經理人的。銀行本身的淨值（net worth）通常不大，但由於存款總額極大，故銀行的財務槓桿可以玩得非常大。正因為銀行「本錢小、槓桿大」，所以其存續的關鍵是「信用」。如果銀行經理人亂放款給親朋好友、關係企業、民代高官，那久而久之一定呆帳累積、信用不良，倒閉的風險大增。

但是，也因銀行存戶動輒數十萬，一旦倒閉，對社會衝擊太大，所有國家的監管機關都不希望發生銀行破產。所以，事前對銀行的存款準備率、貸款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甚至金控法第五十四條「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這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是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條件。

３ 　銀行不能做什麼

然而，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等管理，都只是消極被動面的、不涉及銀行主動違規意願的。如果A銀行的老闆甲，自己也在經營X事業，那麼如果X事業面臨財務危機時，老闆甲要用銀行財務對X伸予特殊援手，甲的操作就會是積極主動的，甚至刻意迴避主管機關監督的。簡言之，甲既然同時是A與X的老闆，那麼甲自然會傾向把A銀行視為X企業的金庫。這樣，A銀行存戶的錢在甲眼中，就是同為家族企業X的金庫。

原本，銀行應該是存款戶的看守者、盡職放款者；可是一旦產金未能分離，銀行所有人在心理上就另有所屬。即使沒把存款戶的利益忘記，也不再對存戶「專情」。

如果再極端一點，假若銀行所有者除了銀行之外，還有建設、通訊、百貨、保險、電子收費、電子商務、高鐵、醫院、紡織、大學等滿坑滿谷的事業（台灣類比恕我不明言），全是由銀行老闆直接或間接兼任經營，這個銀行怎麼可能維持中性營運？正因為產金不分，最後一定難以避免銀行獨立性的淪喪，所以才會有產金分離的種種上位規範。

美國的產金分離是嚴格實質面執行的，但在台灣經常只是在形式面敷衍。例如，某甲經營A銀行，然後某甲太太的弟弟經營X公司，形式上就輕鬆迴避了產金分離的規範。

但若考慮實質面，不管甲繞了多少圈，只要主管機關找到一絲絲「實質間接影響」的證據，依美國法律就可以強迫某甲親屬交出X的經營權，只能充當被動的「A銀行股利受分配者」。

為什麼我要在談動態公平的時候，特別提到產金分離呢？因為若是棄守了產金分離原則，擁有銀行的家族，就太容易利用財務槓桿擴充地盤。對社會而言，固然是扭曲了銀行的角色；對家族而言，卻是使家族經濟實力大幅拓展，非常不利於動態階級流動。

試想，如果某家族擁有銀行、保險、高鐵、通訊、百貨、物流、醫院，幾乎是整體台灣具體而微的二％、三％，除非台灣全部垮了，這個家族怎麼可能垮？

產金不分的壞處，就是太容易使財團家族「大到不能倒」，「大到它等同於具體而微的台灣」，當然也使富二代「富到不能倒」。這絕不符合德沃金動態公平理念。換言之，產金不分容易使大富豪靠金融業膨脹版圖，結構性地穩定其家族財富。

其實不只銀行，有不少特許事業都該有兼營其他事業的限制，只是我們平常沒有這樣的思考。許多事業之所以要特許才能經營，往往是因其營業的外部性（externality）非常強，或是其所需要的中立性特別重要。

例如媒體，它是第四權，是監督所有政治人物、商業操作的，我們特別期待媒體的中立性。大財團不是不能買媒體，但是絕對不可以介入媒體的編採評論，否則媒體就喪失了中立。

媒體如果對老闆事業的報導偏頗扭曲，那就是個爛媒體。雖然，媒體與銀行都該保持中立、都應避免財團私心自用，但是銀行倒閉的後果，遠比媒體倒閉嚴重。因此，各國對產金分離的原則較嚴格，但對「產媒分離」就有稍大的處理彈性。

以下我再談另外一個有利於富裕家族永保安康的規範—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的「法人代表制」。

４　法人代表制之弊

在法人代表制度下，許多大公司的董事，全是其他公司或財團的「法人代表」，而非自然人。因此，某財團家族成員甲在X公司任負責人，如果因違反金控法、證交法、內線交易、背信、詐欺，而被主管機關撤職。原本這是嚴重至極的處分，理論上，該剝奪該家族在X公司的經營權。但是，在法人代表制度下，甲自己被撤職沒關係，只要另外派甲的太太續做法人代表即可，其家族實力完全不受影響。

因此，法人代表制阻絕了財團家族被處罰、被剝奪影響力的管道，當然不利於健康的階級流動。美國公司所有的董事全是自然人董事，誰違規誰就解職，不可能靠法人代表借屍還魂。因此台灣的法人代表董事，讓本該向下沉淪的惡劣富二代居然沉不下去。

在市場上，所謂的競爭與流動往往呈現於潛在的取而代之的威脅。例如甲是阿斗，因為父蔭而在X公司任董事長。由於其經營績效差，所以市場上乙會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在台灣現制之下，潛在想取代者乙，必須要靠徵求股東大會委託書的方式，才能改選為董事。

但是現在股東的名冊與聯絡，只有現在的董事長甲知道，乙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拉票，因此極難取代成功。再加上徵求千萬份委託書所致贈的小禮物，往往是X公司出帳，因此乙也很難以個人力量，對上甲所代表的公司力量。

整體而言，台灣的制度極有利於現在的掌權者，極不利於潛在的取代者。這當然不利於動態流動。換言之，台灣收委託書的惡劣現況，使得原本該冒出頭的潛在競爭者不容易冒出頭。

５　家族公司治理

全球化之下，台灣與世界各國都面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惡化。雖然各國「不均」的病況相似，結構性病因卻頗有不同。美國CEO待遇不成比例地高，這是老美的肥貓症；歐洲大陸有若干立足數百年的貴族世家，這是當地的貴族症。韓國、印尼與南美洲，有盤根錯節的政商世家，那是他們的裙帶政商宿疾。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病根子，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到病根、了解其株連影響，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方。

家族企業的另一項問題，就是公司治理。如果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公開發行，社會對它們公司治理的要求可以比較低；但是一旦家族企業是上市上櫃公司，那麼社會大眾就是利益攸關者，我們對其公司治理就應該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為什麼公司治理與動態社會公平有關呢？這需要做一些解說。所謂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內部的監督、管理、檢查、獎懲制度是否上軌道。

如果把公司視為一個國家，公司治理就像是國家的民主制度與營運機制。但是家族企業就像是「帝制」；如果沒有特殊強化的治理規定，帝制是不可能運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結果。

熟悉控股公司實務的人都知道，大公司往往有好幾層的架構，從最上層的控股母公司，到子公司、孫公司、曾孫公司等。這樣多層的公司架構，非常容易創造「決策權」與「現金流量權」的歧異。

例如，若公司有N層，每層都由上層擁有二分之一的持股，則母公司對N層之後曾玄孫公司仍然有百分之百的決策控制權，但是其現金流量則只剩下二分之一的N次方，微不足道。一旦決策權與現金流量權有歧異，任何牟利者都會利用其百分百的決策權，把好康的交易留給自己現金流量大的公司；把較差的、風險大的交易，推給自己現金流量小的公司，此為標準的「損人利己」。公司治理差，這類損人利己之事一定多。

由於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是「帝制」，家族企業膨脹時，必然是家族獲利，遠大於公司其他利害關係人，顯然有害於動態公平。因此，國家基於動態公平與世代流動的考量，對家族企業的擴張，必須要搭配「公司治理同時改善」的要求。這些要求未必需要立法，可用「行政配合條件」的方式處理。

例如，台灣許多私人銀行、私人大企業都是家族集團控制，它們都希望去中國大陸市場開疆闢土。但是，要對岸容許台商去拓展，絕對需要政府的談判與助力。由於私人財團拓展的利益未必歸屬全民，故政府可以在應允協助時，訂定比「證券交易法」嚴格許多的公司治理規範，作為協助之條件。這樣，才是較符合動態公平理念的做法。

總之，要改善台灣的世代不公平，只看所得稅、遺贈稅是不夠的。只空談教育的重要，也是不夠的。只想靠立法手段弄個加薪幾法，是唬弄人的。只曉得抄襲外國的制度，是隔靴搔癢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一些重要問題，但顯然還有其他面向。

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

動態公平比靜態公平重要，而影響動態公平的關鍵制度不在稅法，而在公司法、金控法、證交法、兼業限制之實質貫徹等。這些面向錯綜複雜，需要靜下來做功課。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想要從政的人，既靜不下來，更不想做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