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道德焦慮、寫作焦慮與創業焦慮間搖擺。回國六個月來，這三者的緊張關係日漸鮮明。
前兩者是一個知識份子所必然面對的，尤其是道德焦慮，因一系列的被捕、失蹤與新意識形態浪潮戲劇性地上升。你覺得憤怒、恐懼、受辱與無力，當你試圖表達時，其狀態又讓人想起米沃什的洞見：「如果我們多愁善感，同時又無能為力，那麼就會生活在一種絕望的誇張狀態中。」
這道德焦慮也因為我剛展開的事業變得更為顯著。我不再是獨立作家，個人態度與聲音會影響到一個新生的組織，我需要努力迴避可能的風險。
它也作用於我的寫作，我發現失去了過去幾年中相對的自由感，我憂慮尖銳的聲音會帶來未測的後果。我必須重新開始隱喻的、間接的、曖昧的表達，或乾脆失語。
我逐漸感到，這新展開的事業也比我想像的更複雜、更有侵佔性。一個新創公司對速度、效率的需求，凡事生機勃勃卻又缺乏章法的現實，讓我所有熱衷得散淡、悠閒氣質無處容身。更重要的是，風險可能隨時到來，而我是不可逃避的承受人之一。
當我的合夥人向我呈現成本壓力時，我第一次感到某種強烈的憂慮。一切都變得如此現實，倘若沒能找到令人目眩的新故事，沒有穩定、不斷增加的收入，我們這熱火朝天的組織與行為，隨時可能被中止。我感到自己內心的奇妙變化——那個不無輕浮的調情時代結束了。
我感覺到焦躁的增加，以及明顯減少的耐心。我是否正在把這焦慮轉移給組織？當自己感到無能時，更期望同事表現得更出色。
我正在變成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嗎？愈來愈不能容忍遲緩、拖沓、模糊——要知道，我曾相信這是創造力與人文主義的特徵。
我也被迫暗示一些人離去，只因為他們無法完成期待。他們都是昔日的朋友，我把他們變成了同事，如今又要表明態度，或許我們並不合適（至少在此刻）。
這一切都讓我不安，但它又不僅僅是不安嗎？我也記得它的興奮。我很難想像，作為一個作家，在另一個社會，我可以獲取千萬美元的投資，去實現創造新的閱讀方式的夢想。這或許也正是此刻的中國社會的顯著特徵，在一方面它是無盡的沉默與絕望，但在另一方面又孕育著無窮的可能性。
但這個可能性一定會造就我期望的結果嗎？我曾帶著輕浮之氣展開我的商業行為，相信自己可能在作家與創業者之間找到平衡，並很為這種自我實現而自得。這也是硬幣的另一面，當我同時陷入多重焦慮時，也正獲得多重的自由與自我滿足。這也正是我們時代所推崇的——界限變得模糊，你可能變成不同的自己。
但此刻，我感到力不從心，擔心自己不僅無法實現自我設想，反而陷入相反的例證——逃避道德責任的知識份子、缺乏深度的作家、毫無章法的創業者。
但不管結果如何，它都像是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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