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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希望永遠在路上，天下的故事》，更多內容>>
那是一個兩岸人民隔絕多年，重新開始接觸的年代。彼此陌生、好奇，又充滿警戒。坐在飛機上，甚至有人擔心這一去北京，不知會不會被解放軍給扣押。
殷允芃在出發前，特別從香港找來很多大陸相關的書籍、報章，分配給《天下》的同仁閱讀，希望為這一趟旅行，先裝備好一點背景知識。
旅程從乾燥、缺水、氣氛森嚴的北京開始。除了遊歷風景名勝，爬長城、遊故宮，帶大家去品嚐鼎鼎有名的北京全聚德烤鴨，殷允芃也讓大家分頭到不同的地方見習參觀。
有人去拜訪了當地的報紙、有人去參觀了大陸的國營企業，還有人被分配去看牛棚。去看了牛棚的記者李瑟感覺：「北京真的很不一樣，即使是養牛的，講話都很有學問。」
一行人從北京一路往南參訪，到了青島、南京、上海，杭州、蘇州⋯⋯，江南的美景、美食，與北京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去到廈門則好像就快回到台灣一樣。
當一路愈來愈靠近台灣，來到香港的時候，有些同仁簡直快要哭出來了！空氣中充滿了自由，活力，奔放的情緒。李瑟回憶：「那時飛機到桃園上空的時候，大家好激動啊，要回台灣了，這是我們的地方！」
回程的飛機上，殷允芃發了一份問卷給大家，問問大家這次旅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及《天下》可以做些什麼。
飛機上，大家振筆疾書，寫下大陸之行點點滴滴鮮活的印象與感想。就在思緒紛飛間，一場探索之旅還未結束，另一場震撼之旅，已悄悄揭開序幕……
揭開另一場震撼之旅
從大陸回到台灣，殷允芃感覺當時台灣大部分的民眾對大陸都不太了解，「大陸太大了，如果只是零零星星介紹一下上海、介紹一下北京，都不足以對大陸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殷允芃於是決定要去做一個大陸專輯。
1989年出版的專刊「大陸 動盪的根源」，出刊後三天，六四事件爆發。
她召集了李瑟、莊素玉、周慧菁、蘇育琪、姚明嘉等將近十位記者，把幾個人關在台北近郊的楓丹白露一個星期。大家白天大量研讀書籍，晚上則熱烈的開會討論。
殷允芃明白大陸專輯難度相當高，因為有政治意識的影響，所以一定要大量研讀書籍，包括細讀關於胡雪巖的小說，以了解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官商文化。
大家在幾番用功苦讀、盡情的分享討論後，逐漸摸索出一個大方向—「開放改革已經近十年的中共，在經濟上向錢看，但在政治上仍然緊握槍桿子與筆桿子，管制人民的自由、思想。對於中共的本質與大陸當時的現況，台灣應該有什麼樣的了解與因應？」
帶著這個謎題，《天下雜誌》大陸專輯採訪小組，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浩浩蕩蕩飛往大陸。出發時，他們並不知道，在這一趟旅程中，他們即將目睹一場歷史的風暴。
一九八九年初的中國大陸，許多所謂的自由主義份子都積極倡議中國要加快開放腳步，要跟世界看齊。當殷允芃與《天下雜誌》的採訪小組來到北京時，各地都在不斷舉辦座談會，討論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走向。社會上一片熱烘烘，《天下》採訪小組的記者都隱隱感覺到，「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他們到處探訪，受訪者對《天下》的記者也都非常友善，都很願意介紹他們不一樣的人再去訪問。「我們那時候也很天真，把許多部長的名單都提上去說要採訪，人家都以為我們很神經。因為我們是用台灣的思考，以為那有什麼不可以？」殷允芃回想起當時的天真想法，還覺得有點好笑，因為當時大陸的政府官員幾乎從來都不接受記者訪問。
還好，當時遇到大陸知名報導文學作家戴晴大力幫忙。戴晴告訴殷允芃，她剛好要在北京政協大會堂討論一些事情，「你們要不要來？」
殷允芃和記者們來到大會堂，看到一群人坐在大大的沙發椅上，正在討論中國大陸何去何從。在會堂中，他們遇見不少當時在大陸頗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其中包括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
「世界經濟導報」是一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的自由派媒體，創辦的理想是為了「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欽本立自己明白表示：「要幫改革開放鳴鑼開道」。
在一片對開放改革充滿樂觀的搖旗吶喊聲中，中國大陸似乎真的要打開大門，迎向世界了。但許多為改革鳴鑼開道的人，可能都意想不到，接下來首先迎向他們的，卻是一場災難。
時局風聲鶴唳
《天下雜誌》的採訪小組從北京開始，然後散開到各地採訪，在採訪過程中，逐漸發覺時局詭異。
當採訪小組抵達北京沒幾天，戴晴就神秘兮兮的告訴殷允芃：「胡耀邦過世了，你們一定要去黨校，而且要偷偷拍些照片。」
採訪小組來到中共黨校準備拍照，一眼就看到學生從樓上宿舍垂下白色的床單，上面就大大的寫著：「悼念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共前總書記，屬於改革開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改革派知識份子後面最大的保護者。當胡耀邦去世，許多人如喪考妣。殷允芃記得那時他們正去採訪一位雜誌的總編輯，那位總編輯神情悲戚，而電視上也一直播放著胡耀邦年輕時的黑白畫面。
「我們那時還不是很清楚胡耀邦對這些人的重要性，我們繼續採訪，愈採訪愈不對，開始慢慢覺得風聲鶴唳，」殷允芃形容當時的氣氛。
當《天下雜誌》的採訪小組來到天安門時，看到愈來愈多自發的民眾獻上鮮花悼念胡耀邦，還有很多學生集結在那邊唱歌。一開始，天安門管制很鬆散，《天下》的記者常常在那兒進進出出，還跑去看他們開會，可是等到記者最後一天要離開北京的時候，天安門已經開始圍起來。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錦江飯店頂樓裡，「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和一群年輕的主力幹部，正以晚餐款待《天下》的採訪小組。當天凌晨兩點，他們大夥還在開夜車，趕著出版胡耀邦紀念專刊。晚宴中，一位編輯帶著大功告成的興奮向欽本立報告，「已經付印了。」另一位編輯補充說：「但電話也來了，請你等一下過去一趟。」因為有外人在座，他們僅彼此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晚餐後，欽本立堅持用他的車子送《天下》的記者回飯店，而他自己則在半途中，暗暗的梧桐樹街角，獨自先下了車。「去看個朋友」，臨走前，他拋下這句話。
事後才知道，當晚欽本立是去赴上海市委領導的約會。欽本立因為胡耀邦紀念文受到批評，並被迫於第二天修改部份內容。但修改後，欽本立壓住未發，而導致四月二十六日被撤職查禁的處分，並引發了中共統治四十年來，首次大規模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
負責這篇報導的莊素玉，當時還跟欽本立約好了到他們的報社去拍照。莊素玉記得四月二十四日她和攝影曾明惠來到「世界經濟導報」的辦公室時，屋內一片愁雲慘霧，幾乎每個人都抽著煙，當時正在開著的編輯會議，也成了最後一次的編輯會議。
「他們既未向來拍照的《天下雜誌》攝影記者說出當時為難處境，卻又要對著相機強顏歡笑⋯⋯」莊素玉描寫了當時的情境。
回台寫稿時，欽本立已被撤職，安危難料，莊素玉提筆時，寫來感情尤為深刻。她以「打政治的擦邊球」來形容「世界經濟導報」。
欽本立在《天下》的專訪中形容：「辦報有如打乒乓球，如果你打乒乓球越過了桌緣，那你就輸了。但如果球只是擊落在桌附近，那這場球打得太容易了。所以你必須打擦邊球，將球正中擊落在邊線上。」這種打擦邊球的做法，讓欽本立有機會「說人家想說卻不敢說的話，想講卻沒機會講的話。」
一九九一年四月，欽本立保外就醫後因胃癌去世。而欽本立在六四前夕接受《天下雜誌》的專訪，也成為他最後一次跟外界的接觸。是幸運，也是不幸，《天下雜誌》當時正好在歷史時刻恭逢了欽本立這位歷史人物。
再探天安門
採訪告一段落，殷允芃帶著記者們回到台灣緊鑼密鼓開始寫稿。大夥兒一邊寫，一邊看到新聞報導裡天安門前情勢愈來愈緊張，實在感到很不安。殷允芃最後決定，雜誌晚幾天出刊，她要和莊素玉再飛進大陸一趟，再補一些現場採訪。
殷允芃跟莊素玉再飛去大陸時，北京已經充滿緊張氣氛、開始戒嚴了，外圍有軍車，但路上常會看到學生攔住車子，一副要接管北京市的模樣。
殷允芃和已經大著肚子的莊素玉很快來到天安門前，訪問絕食的學生跟他們的父母。並拍了許多現場的照片，捕捉了六四前夕那種山雨欲來的猶疑不安。
完成了現場的補採訪，她們兩人又趕緊飛回台灣準備寫稿。當殷允芃回到辦公室，平常對她「敬畏」有加的同仁們，看到「殷老師」回來了，都高興得不得了。
殷允芃緊接著和同仁開會，分享她去大陸觀察到的最新狀況，聲音也沙啞了。
大夥趕緊把最新的發展加進文章，拼命寫稿，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天下雜誌》〈大陸，動盪的根源〉專刊，三天後，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共軍隊朝示威的民眾開槍，舉世震驚。
幾個星期前還在大陸現場跑進跑出的採訪小組，這時才發覺，他們正及時記錄了歷史的一刻。日本的出版社看到這本專刊，也很快地將它翻譯成日文出版，因為這是當時少數可以及時對大陸做整體了解的報導。
在摸索中前進，在震撼中歸來，殷允芃形容當時天下的幾位記者「雖然很年輕，但都能把他們的能力盡量用出來，都蠻勇敢的，所以做了很多別人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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