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弼德去世了，陳世驤也離去了。一個是俄國革命的難民，一個避開了紅色中國。在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在北加州的柏克萊教授中國的古典語言與文學。
在寫於一九七五年的詩作《魔山》中，米沃什緬懷他們，卻記不清他們死亡的時間。想必，他們與鑽研波蘭詩歌的米沃什也沒什麼特別的交談，把他們聯在一起的是流亡之命運。米沃什叛逃出社會主義的波蘭，六○年在柏克萊定居，不斷被自己的鄉愁折磨。
我在電報街上的莎士比亞書店找到了這本米沃什詩選，偶然翻到這一頁，塵封的名字惹人遐想。
二○一二年的柏克萊已與四十年前大不相同。
是的，那個鬧哄哄的六○年代的遺跡還在。街頭上那些紮頭巾、渾身掛滿裝飾的流浪漢，仍讓你想起嬉皮精神；杜蘭特飯店的房間裡掛著《畢業生》的劇照，班傑明正迷惘地看著羅賓森夫人的絲襪長腿。
圖書館旁有一家言論自由運動咖啡館。它正是為了紀念六四年的著名運動，學生高呼要讓資本主義機器停下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柏克萊是我憧憬的對象，它代表著一種「藐視權威、一切皆有可能」的青春精神。它也是我對九○年代的北京，沉悶的青春經驗的逆反。
置身於此後，感受卻大不相同。這不僅是因為那個老生常談的命題——想像與現實從來是兩回事，也並非是時代情緒的必然轉變，這個時代的精神是在帕羅奧圖（Palo Alto），是發明莫名其妙的手機應用程式，然後再以上億美元賣出。年輕人一心要加入這個技術驅動的資本遊戲，而非對抗它。
它更多的來自於我個人的轉變。似乎比起之前的任何時刻，我都更渴望建立秩序，而不是打破秩序。多年來，我沉湎於捕捉時代精神、批評體制與社會。因為描述與批評的對象過分顯著，它僅僅需要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與口號。
在最初的語言快感過後，我發現自己陷入了失語，重複性使用視角與態度令人厭倦。更重要的是，你發現自己無法進入所描述與批評的事物的核心，也無法創造出僅僅屬於你自己的理解角度。
這正是我初學寫作時埋下的弊端。因為缺乏嚴格持續的精神訓練，我必須把精神附著在一個更大的力量上——時代、歷史、傑出人物，都是依附的最佳對象。在很多時刻，它還顯得冠冕堂皇。
但什麼才能是我自己的？希望這些流亡者能給我啟發。他們逃離了壓迫地，在嶄新的世界無所依靠，他們所擅長的、令他們著迷的東西在此毫不重要，也無人分享。他們只有建立起更堅固的內在秩序，才能面對這無止境的虛空。
在這本的詩集的封底，米沃什寫道：「在句子中找到我的家，它精簡，像是錘煉的金屬。不是為了迷醉何人。不是為贏取身後持久的名聲。一種對秩序、節奏與形式莫名的需求，用以對抗混亂與虛空。」（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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