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那麼短促的瞬間，全球的富人與窮人都做著相同的夢：全球化。 在那個美好的國度中，富者聚富，貧者脫貧。 黃粱夢醒，全球化所許諾的理想，灰滅為不滿的烽煙，全球放火。 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者與資深副總裁的史迪格里茲，在他最新著作《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中點出，全球化之所以困蹇挫敗，原因就出在掌大纛的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管理出了問題。 史迪格里茲曾有三年時間與ＩＭＦ並肩處理全球經濟危機，卻不時與ＩＭＦ高層發生齟齬。 他批評ＩＭＦ的決策摻雜了意識形態與壞經濟學的教條， 導致原本用意良善的全球化運動，反成為加速貧富差距的罪首。 他以俄羅斯與中國這兩個由共產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的國家為例， 說明ＩＭＦ為禍之深。俄羅斯對ＩＭＦ言聽計從，中國則不採納ＩＭＦ建議， 自行主導經濟改革，成效天差地別。一九九○年，中國的ＧＤＰ僅及俄羅斯的60％， 十年之後，數字剛好顛倒過來。俄羅斯貧窮增加速度史所罕見，中國卻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減少貧窮。 本文摘自《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分析在全球化政策中，ＩＭＦ的管理疏失，以及未來改革之道。
IＭＦ與其他國際經濟組織的基本問題出在監督管理：由誰決定該做什麼，又是基於什麼理由。這些機構的主導者並非只是最富有的工業國家，還包括其他商界與金融界人士，因此相關的政策自然會反映出這種權力結構。
還有一個問題：究竟誰能代表國家發言？在IMF，代表國家發言的人是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在WTO則是貿易官員。這些人士都各自與國內的一批特定支持者關係密切。貿易官員的觀點常受企業界影響：包括希望為產品打開更多新市場的出口商，或是與進口貨品競爭的廠商。這些支持者當然希望儘量維持最多的貿易障礙，同時也極力游說國會給予更多的補貼。他們重視的是生產者所能得到的利益，對消費者因此而要支付更高的價格，或是補貼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並沒有那麼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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