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歐洲統一的典範

　艾柯：在羅馬帝國之內，拉丁語所代表的文明居最優勢地位，其他文化的價值遭到抹殺。當前的歐洲不可能遵循這種典範。

　加洛林帝國的本質並無不同，從一開始就夢想要重建羅馬帝國。其後民族國家興起，三十年戰爭的起因，就是法國、西班牙及其他國家競逐歐洲主宰權。

＜span class=’Doc’＞多元獨立的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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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例子與今天的多元平衡並不相同。真要為歐洲找典範，大概只能到拉丁美洲安的列斯群島上的海盜共和國去找，在那各人有充分的權利決定自己從事海上打劫的路線。這倒不是說我把歐洲比成一群海盜，而是強調多元獨立的聯邦形式。

　瑞士是另一個例子，四大不同的語言群體組成國家，數世紀來和諧共存，彼此相安無事。但瑞士究竟是單一國家，有統一的軍隊，所以也不是未來的歐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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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自獨立的民族，各擁其武力、有不同語言與文化共同構成單一歐洲，確實是全新的觀念。很難想像不同民族如何找到統一的交匯點，所以法國公民在同意馬斯垂克條約之前，也十分猶豫。這樣的猶豫來自歷史的不確定感。

　問：不論是多元獨立的聯邦，或是平等國家的組合，你們所談的歐洲統合是否太過理想化？近代史的發展經驗足以作為我們的警愓，而丹麥的否定是否也具有深意？

　雷高夫：你說的不錯。首先，「廣徵眾意」的原則就未充分受到尊重。雖然馬斯垂克的條文規定如果不能獲得十二國認可，條約就不會施行；但究竟會存在某些不平等，我們不能不考慮現實的權力關係。舉例而言，單一小國想要對抗最重要的歐洲國家，恐怕就起不了什麼作用。

　如果現在不反省丹麥否定所帶來的問題，整個統合計劃就有失敗的危險，必須在不貶低丹麥的情況下尋求通過條約的解決方案，這也是歐體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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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柯：還有另一個典範，初看起來不像是由人民組成的聯邦，但某方面卻很值得參考，就是歷史上的奧匈帝國。

　帝國雖有官方語言，並且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但克羅埃西亞人覺得自己是克羅埃西亞人，匈牙利人是匈牙利人，義大利也如此，帝國行政充分尊重區域的意見，從歷史來看，還可算是不同民族共存的最佳範例。

＜span class=’Doc’＞歐洲合眾國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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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馬斯垂克條約可說是歐洲統合的條約，但既牽涉到國家統合的問題，是否與美利堅合眾國有些相似？

　雷高夫：批評歐洲統合的人常提出這樣的問題：各國是否將類似美國的各州，不具備真正的權力，整個歐洲融為一爐。

　從歐洲國家的歷史來看，歐洲合眾國不太可能出現，因為各國的歷史基礎差異太大。可以這麼說，美國成功的在歐洲之外建立了一個歐洲共同體，因為移民到美國的歐洲人遺忘了他們自己的原始國籍，才能形成新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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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柯：我想歐洲不可能以美國為典範。首先要有盎格魯撒克遜人這個團體建立他們的文化，然後由其他忘記自己國家與母語的人加入才行。今天如果在紐約街上漫步，每隔三、四群房子就顯現不同的文化。表面上看起來美國是由獨立的種族聯合構成，但其實不然，因為這些都只是「洋涇濱」式的種族單位。

紐約的義大利人不講義大利話、而講義大利式美語，與中國人的洋涇濱英文沒什麼差別。在所有的種族團體中，母語都變質破壞了，這在歐洲是不可想像的。歐洲有不同的文明，但卻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美國與歐洲基本的差別在這。

　問：在有關馬斯垂克條約的辯論中，我們常聽人說馬斯垂克是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能推動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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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高夫：意識型態要與文化區別開來。從文化觀點看，確實可以找到一些歐洲統合的預兆。以中古的基督教為例，就同時發揮了意識型態與文化的作用，做為文化是豐富而和平的，但做為意識型態卻是排它的、攻擊性的。所以基督教雖是歐洲共同的文化遺產，但卻不能以意識型態的方式結合歐洲。

　艾柯：歐洲的前途之所以有轉機，正因為兩極意識型態陷入嚴重的危機，不論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對現代的意義微乎其微，歐洲正從這樣的夾縫中站起來。

　二十年前，當我再訪南美的時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不論在阿根廷或巴西，我們原先對左派右派的區分無法適用，歐洲的政治觀念與當地現實格格不入，當時我覺得南美真奇怪！

　但從八○年代以後，我發現連義大利，甚至歐洲也逐漸向南美看齊。雖然有抗稅的騷動，但不論警察或恐怖份子都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些運動，如何替運動貼上標籤？標籤已經過時了，左派右派意識型態的區分過時了。這不但有趣、弔詭，而且有點悲哀。

　雷高夫：作為意識型態的自由主義確實陷在危機中，社會主義也一樣，也許該有新的東西出來。在擺脫意識型態的同時，理想仍要保留，但「統一的歐洲」對大部份歐洲人而言已不再是理想。歐洲沒有想像力，任何政治構想都需要想像力。

　問：缺乏想像力或許令人慨歎，但剛才談過那麼多的歷史典範為何不能給我們啟示，是什麼使歐洲不去參考這些事例？

　艾柯：我一直從和平主義的立場來考慮問題。一切豐富的想像，一切偉大的理想，莫不伴隨著戰爭。今天來談促使理想實現的先決條件，已經與過去全然不同。此外，如果想像力要模倣歷史上的想像力，好戰的想像力，甚至引發經濟大戰，燒毀全部豐田車代之以飛雅特或雷諾，恐怕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因為今天存在另一個對抗歐洲的因素：多元國際化。

　解決之道可能冀望於歐洲的新生公民階層，對歐洲有信心的年輕一代逐漸形成，尤其未來國際通婚將愈形普遍，三十年內新的知識階層都會是雙語的。

　單一歐洲的制度最長只有四世紀，還年輕得很，比中國年輕，比非洲或馬里王國還年輕。今天我們所說的歐洲最多只能推至文藝復興，甚至只到十七世紀，算不上悠久的歷程。所以我們也談不上推翻已經建的制度，歐洲還處在青春期的騷動不安。(梁中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