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世紀的生死賭注──

　一個由美國老闆所擁有，但在亞洲設廠生產的企業，與由日本老闆經營，卻在加利福尼亞州設先進工廠的企業，那個公司對美國貢獻大？瑞克發現，常常是外國公司真正把新觀念、新管理、新生產方式帶進美國社會，教給美國的工人。而不少美國公司追求的是利潤，國內的公司股東得到了從海外工廠賺回的鈔票——但是在知識與能力上卻急速落伍。

　基本上，把美國經濟等同於美國五百大企業，把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寄託在這些大企業的表現之上，不過是時代錯亂的思考方式。

　這個思考方式在五○年代可能是對的。當時正處二次戰後大規模生產的時代，企業愈大，愈有規模經濟的優勢，而如日中天的超大企業確實代表了美國經濟。一九五五年的通用汽車（ＧＭ）不但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商，一年的產值更約等於義大利一國的國民生產毛額（ＧＮＰ），當時美國電話電報（ＡＴ＆Ｔ）的年收益也大於丹麥，用「富可敵國」還不足以形容大企業對美國經濟的意義。由大企業帶來的大規模勞動階級與科層制管理，造就了美國中產階級，五○年代全美國有一半家庭稅後收入在四千至七千五百美元間，他們成為美國經濟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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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百大製造業可以創造全美國一半的工業產值（整個自由世界的四分之一），直接雇用八分之一非農業人口的時代，確實難以想像美國的利益與大企業的利益可以分道揚鑣。當通用汽車總裁被艾森豪提名為國防部長時，有人質疑他是否能為美國利益而犧牲通用，他率直的回答︰「不能！因為通用太大了。」對通用好的事一定對美國好，兩者無從分別。

　但大規模製造主導的時代已經過去，全球產業跨入了高附加價值生產的時代。在新的產業結構下，國籍、國界完全模糊，資金、資訊、設備的流動暢行無阻，國際合作與聯盟的網絡複雜交錯。一個產品，一個公司，在什麼意義下是「美國的」，已經不是五百大企業時代所可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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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個美國人買下通用的龐蒂克勒曼車（Le Mans），他已經進入了極複雜的國際交易網路。在付給通用的一萬美元之中，三千元是付給南韓的裝配工人，一七五○美元給了日本製造先進零組件的廠商（引擎、電子設備、傳動裝置），七五○元是付給西德的設計工程師（風格的創造者），四百元買台灣、新加坡與日本的各式零件，二五○給英國的廣告行銷服務，其他約四千美元是付給底特律的汽車策略家，紐約律師與銀行家，華盛頓的說客，全國各地的保險公司，以及通用的股東。

　一萬美元的去向，代表了今天全球產業的複雜關係網。通用這個過去的純美國招牌企業，含有的美國成分實在愈來愈少，過去從上而下的科層系統也不再管用。瑞克現在把通用在全球聯繫起來的相關部份稱為「企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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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這些企業網絡，將成為高附加價值時代運作的企業主體。各式交換在網絡內快速進行，藉著通訊與運輸技術的革命，不論是工程設計草圖、影象畫面、契約書、資金、數據資料，在全世界各地來回流通（有時是以光速流動）。企業網絡的中心提出策略，擬訂方針、進行整合。而網絡中的各部份有足夠的自主性來創造利潤，而所得的報酬高低，則看他們對全球網絡的貢獻有多大來決定。

＜span class=’Doc’＞競爭力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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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競爭力的含義因此必須重新理解，不再是國家的招牌企業賺不賺錢或ＧＮＰ高不高，甚至不是外貿是否有順差。在瑞克看來，國家競爭力的問題「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國民擁有什麼，而是國民有能力學做什麼，以使自己能對世界經濟網絡有較多的貢獻，並因而提升他們的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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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附加價值生產的時代，最具競爭優勢的不是低廉熟練的勞工，也不是能提供人際服務的各類人才（如司機、祕書、保全、護士……），而是瑞克所謂的「符號分析師」（Symbolic analyst）。他們可能是律師、設計工程師、軟體工程師、企業諮詢、研發人員、財務顧問、建築師、導演、作家、記者……千百種專業工作者，他們共同的工具是象徵思考，語言圖象。而他們的工作就是問題設定，問題解決，策略的組合與溝通。愈能精巧的解決複雜的問題，愈能成為全球經濟網絡中不可少的一環。

　換言之，在高附加價值的企業內，最大的資產不是有形的商品或權利，「而是關鍵成員解決與定位問題的能力，結合不同資源的技巧」，並且人力資源與機器或原料不一樣，不會隨時間而耗損，而是隨經驗更成熟，在新技術與新需求間尋求聯繫的能力更高強。

　所以對政府而言，「要提升國民的生活水準，必須提升他們的技術與知識」，否則他們所能貢獻給高度複雜世界經濟的價值將少得可憐。瑞克在書中不只一次指出，「一個國家真正的技術資產就是國民在未來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而這種種能力非常依賴今天與明天解決問題的經驗。」

　如果瑞克的說法不錯，那麼日本電氣（ＮＥＣ）在美國投資高科技研究（如Rosevale的投資），對美國競爭力的提升，遠勝過美國公司（如德州儀器、摩托羅拉、ＡＴ＆Ｔ）在海外的投資；雖然後者使美國企業獲得利潤。

＜span class=’Doc’＞保護主義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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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瑞克的說法，包括美國政府在內，許多政策制定者因此完全弄錯了國家競爭力的應走方向。他們把焦點放在保護措施、補貼政策，用人工手段加強某些本國企業的實力，或者是要求減少政府支出或減稅，使民眾有多餘資金可以拿出來投資。其實這些都不管用，因為單獨企業能維持獲利（甚至生存），或某些國內投資人的賺賠，都與提升大部份國民的工作層次或技術無關。

　瑞克的「經濟國家主義」提出了非常清楚的目標與邏輯︰不排除任何可以提升國民技術層次的機會與經驗，努力提高基礎建設的品質。他尤其強調先進的通訊與運輸建設，使一國的產品、觀念、技術，可以快速運交到世界經濟的體系之內。

　更重要的是教育，今天的教育要能培養明天的符號分析人才，否則一個國家永遠只能淪為裝配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