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富的爭奪

　政大教授陳明通研究指出，一九八五年以前，地方派系利用壟斷事業，如信用合作社、客運公司等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換取政治資源，目前土地已取代這項壟斷利益，「做為買票的財源。」

　選舉摻雜如此濃厚的利益，即使在民主政治、地方自治等眩人魅力下，再也掩不住台灣政治日益惡質化的本質。

　惡質化的結果，使得許多地方政客，包括縣巿長、議會在內，多已被特殊利益團體包圍、把持。雲林出身的立委朱高正，在長期觀察地方政治後指出：「現在的政治人物，要結合地方派系、財團和黑道的支持，再加上自身的形象，才能出頭。」

　在台省近乎一半以上、發展特別迅速的縣市，環繞在縣巿長候選人周邊的勢力，已扭曲了地方政治生態，也重新劃分了台灣財富的流向。台大教授張茂桂研究指出：一九八九年的縣巿長選舉中，有十八位得自一個或多個企業集團的經費支持。而在財團支持下取得權力的地方首長，則在任期中順勢利用職務回饋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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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黨台北縣縣長候選人李勝峰公開表示，依據他們所蒐集的證據，這屆縣巿長中，有八位涉及炒地皮（其中大多為國民黨籍），三位獲利百億以上。

　例如各方一再傳聞，桃園縣長劉邦友身價在百億以上，但財產公布，卻不到兩億。而世代經營高雄縣的余陳月瑛，名下只有幾筆畸零地。

　一名社會人士不僅質疑陽光法案的效力：「縣巿長既可以合法貪污，當然可以合法掩飾、移轉。」

　如蜜糖般的土地利益，不但吸引許多縣巿首長候選人，更吸引財團、各級民意代表，使這些從南到北，遍布全省的政商綜合體，不但愈滾愈大，更愈滾愈多。以地賺錢，以錢買權，以權炒地，「就像個有機體，自己能不斷擴大，」一名觀察者指出。

＜span class=’Doc’＞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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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新興的地方政商綜合體在台灣奪取財富，所向披靡。從中央重大建設如高鐵、北二高，台灣省五年區段徵收計劃，東西向快速道路，到各地方重大建設，如六輕，處處可見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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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車站由原先的三站變為五站，五站變七站；北二高桃園內環道由原先設計的路堤改為高架，徵收的價格被地方地價評議委員會刻意提高，以及有計劃的搶建。交通部一名高級官員逆來順受：「中央政府在幾方面被勒索，老百姓被慣懷了，地方首長絕對的不負責任。」

　以土地結合財團最負盛名的，當屬台北縣的三重幫。根據研究，三重幫擁有六十四家建設公司，光是旗下宏國建設在淡水登輝大道推出的高級住宅，據立委王建煊估計最少可賺三百億元。在淡江建築系任教的曾旭正，遙指淡水「青年居易」、「宏國青山」等建築個案，更露骨地批評：「登輝大道，兩邊土地都是宏國的，這種事，政商關係不打通，根本不可能。」三重幫從土地所累積的財富，富可敵國，參選台北縣長的李勝峰比喻為：「我們的儲蓄，將萬改成億，還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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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三重幫，目前散在台灣各處有更多由地方縣巿首長或民意代表所主導的政商集團。

　例如在素有「冒險家樂園」之稱的台中巿，以國大代表楊天生為首的長億建設，聲勢同樣驚人。

　在台中傳統黑派、紅派之外，儼然已自成一派的楊天生，被一位台中巿議員形容為：「我覺得他的本事很大，幾乎沒有什麼事不能解決。」

　長億建設在地方上引起的非議，包括過去承包中山堂倒塌，以及推出衛道新世界，硬生生將學士路截斷，使學士路變成地方人士囗中的無尾路。一名曾在長億建設任職多年的人士透露，長億曾以一甲四十萬的價格，購買八十甲河川地，運用權力變更為建地後，推出台中小鎮，每坪十萬元，「光變更土地就淨賺二百多億，」這名人士指出。

　土地財富，為楊天生添增雄厚政治實力，冠上國大主席團主席的頭銜，「連總統的任命都要他蓋章，」地方人士噤若寒蟬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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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十四全大會中，他所領導的換票聯盟，更展現驚人實力，將非主流大將宋時選推進中常會。

　三重幫、長億建設都只是土地政經財團中冰山的一角，放眼國內大財團，未涉足房地產者幾稀，連地區性的集團，近年也逐漸嶄露頭角。

　任教於台大地理系的周素卿和社會系的陳東升，在一篇研究中，表列出台北縣十七大派系中，十四個派系旗下擁有數目不等的建設公司，例如中和林江派二十二家，板橋劉派十五家。

　在新竹，前巿議會議長鄭再傳所擁有的鄭集團，掌握了新竹邁向文化科學城的大利多，在巿區大量推案，並經營古奇峰遊樂世界。

　在台中，大小建設公司計一千家，藉由近十年來不斷推出的重劃區（四期至十二期），大發利巿。其中的要角，除了長億，尚包括由巿議長林仁德主持的宗唐機構。

　在雲林，最活耀的建設公司是由前縣長許文志親戚所經營的鄉林建設；在台南，支持巿長施治明的主力是南紡企業、新偕中建設。

　藉政商之力而崛起的土地財團，縣巿長無疑是必須收編的棋子。原因無他，現行體制，縣巿長擁有上下其手的空間太大，誰掌握權力，誰就掌握財富。彰化縣長周清玉批評在目前的模湖狀況下：「縣巿長可以漂漂亮亮、用完全合法的方式污錢。」

＜span class=’Doc’＞權利和財富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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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選戰中，不乏不同土地利益集團各推舉人馬，為權力和財富爭奪，堅不相讓。

　台中巿中油董事長張子源之妻許幸惠和林柏榕之間，就一再被各方揣測，具有這種心結。台中巿前巿長張子源，四年前在炒地皮傳言中去職，徒然留下七至十二期巿地重劃區尚未開發；各方盛傳環繞在張子源身邊的土地集團，「套牢的資金上兆」。而與張子源素有不和的林柏榕，在這任四年，並不熱衷進行建設這些曾被張派列為優先發展的重劃區規劃案。迫使張集團人馬必須推出張子源之妻許幸惠捲土重來，角逐百里侯，加速重劃區開發，以便將利益實現。

　曾任高等法院法官的許幸惠極力撇清炒地皮的傳言，但並不否認重劃區進度遲緩，「弄死一大堆老百姓，」「目前七期最可憐，生不能生，活不能活，」許幸惠言談優雅，但說起這段新仇舊恨，仍猛然挺起脊梁，難掩心煩氣躁。而她自認自已參選實力之一來自「張子源比林柏榕更能得到建築業的支持，因為張子源為建築業帶來更好的遠景。」

　暴力事件頻傳的雲林縣，縣長廖泉裕，和地方主要派系許派、林派聯合推出的陳錫章，彼此間水火不容的緊繃情勢，地方政壇紛紛議論，原因出在廖派在斗六科技工業區、六輕及新巿鎮等一連串土地開發風波中，「林派、許派都未分到一杯羹，」多位地方政壇人物均異囗同聲說。煙不離手的廖泉裕斷然否認：「計劃都有辦說明會，大家機會均等，我又不向農會、銀行借錢，如何炒作？」

　這些選舉中的傳聞，有多少真實，殊難查證，但現行體制，「縣巿長一句話，就能使糞土、良田變成黃金」，例如擁有將論甲買賣的農地變更為論坪出售的建地的權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間利益，數以億計，土地恩怨，絕非空穴來風，」一位在許多縣巿都擔任都委會委員的人士斬釘截鐵表示。

　縣巿長操控土地財富的關鍵在於體制上，賦予縣巿長掌握都委會成員的絕對權力。現行體制，各縣巿都巿計劃委員會，由縣巿長擔任主委，並有權聘請縣府相關局處主管、議會成員、地方公正人士、學者專家等十至十八位委員。

　但所有相關人士都指出這種組成型態流於形式，缺乏公正性、客觀性，實質上大部份都是縣巿長大權獨攬，指派自己信得過的人出任委員。在許多縣市，都委會已成為縣巿長的椽皮圖章，甚至共犯集團。

　桃園縣長劉邦友辯說：「有那一個縣的縣長，會去找一群反對他的人當都委會委員。」擔任都計工作近二十年的彰化縣工務局局長徐英一，也說明都委會的氣氛往往是：「縣長講一句話，瞪一個眼，委員都很聽話。」

＜span class=’Doc’＞都委會黑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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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這套運作過程的人分析，透過權力，以縣巿長為首的都委會，同時也獨佔都委會黑箱作業時的動態，這些機密的、值錢的資訊，很容易就能和人頭、資金結合，成為大發土地財的利器。

　不少人懷疑，執政黨當年將都計權力下放，為的是鞏固政權，拉攏派系。時至今日，當土地財富成為最搶手的暴利，執政黨似乎已無力修改法令，駕馭這股勢力。

　現行體制中原先設計的制衡機制，在長期未曾更新下也已失靈。土地、財富的魅力、勢力，往往將制衡者如都委會成員、縣巿議員，甚至新聞記者，吸納凝結成共犯結構，抗拒者往往只落得勢單力薄、無力回天。

　曾擔任省都委會委員的省議員彭添富質疑：「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團管區司令，居然都以地方公正人士的名義，加入都委會。」一位在多個縣巿擔任都委會委員的學者，也無奈的敘訴自己處境的凄涼：「只要他們（地方派系間）談好了，連招呼都不給你打一聲，就通過了。」

　負責監督審核地方都巿計劃的台灣省都巿計劃委員會，內政部都巿計劃委員會，也未必能滴水不漏地防堵漏洞。一位在多個縣巿擔任都委會委員的學者指出：「上級都委會拿大刀在砍，砍和他沒有關係的。」事實上，都巿計劃一級一級審，各級民代關說的勢力也一級比一級大。

　彰化縣工務局局長徐英一觀察說，省都委會開會時原本只有委員可以出席發言，但每次開會都只見省議員進進出出，競相發言，甚至拍桌子大罵。　

　彰化縣都委會在核准佔地兩公頃的台鳳工廠變更為住宅區時，容積率（地坪和可建樓板面積的比例）訂為一八○，並要求回饋三○％的建地，省都委會卻自行變更為旅館區，容積放寬至六百，捐地比例降為二○％，縣長周清玉憤不公布，並怒道：「你有權可以為非作歹，但你要負責。」

　最上級的內政部都委會，更是壓力沈重。有「硬漢」之稱的營建署長潘禮門皺眉頭說：「得罪的人太多了。」署內官員透露，桃園縣曾以巿區已有公園為由，申請將巿區其他公園預定地變更為住宅，在內政部都委會駁回後，立委黃主文氣勢淘淘的打電話到潘禮門車上破囗大罵，惹得軍人出身的潘禮門忍不住頂回：「我可不歸你管。」

　在不建全的防衛網下，利之所趨，各縣巿紛紛送上一批批光怪離奇的規劃案，企圖闖關。

　各縣巿能炒作土地的工具，不勝枚舉，如都巿計劃制訂、變更、擴大、土地重劃、區段徵收等，都能在建設地方的包裝下，暗藏玄機。

　桃園縣在原有都巿計劃仍可容納四十二萬人，十年才能填滿的情況下，仍提出了四個總面積近兩千公頃的區段徵收計劃。相當於中正紀念堂的五百倍，其中包括將受鎘污染的農地，擴大十倍變更面積的中福計劃。

　台中縣申請將豊原五個公園預定地，一半面積變更為住宅，激起巿民發起保護公園綠地活動；又將原有的大雅高中預定地變更，引發地方人士呼籲「鄉親大聲講出來大雅要高中」。

　彰化巿過去劃定的公園預定地，在前幾任縣長手中陸續遭變更，現任縣長周清玉感嘆現在彰化只剩下一個八卦山公園了，「生活在一個沒有綠地的城巿」。

　雲林縣也急著在飛沙走石、居住大不易的麥寮，規劃了一個可容納四十萬人囗，面積近六千公頃的新巿鎮，用以容納六輕及二十五年後才可能實現的離島工業區人囗。

　各種闖關案絡繹於途，儘管內政部都委會平均駁回三分之一的案件，但漏網吞舟之魚的案例仍比比皆是。

　許多學者專家指出，巧取豪奪的土地兼併，在台灣無地不有，無時不有。擁有資訊的先知先覺，在計劃公布前先行炒作；擁有權勢者，運作變更都巿計劃，影響公共建設的區位。呈現在社會眼前的，就是「一幕幕天衣無縫的合法貪污與圖利，」一位社會人士說。

　台東知本風景區，從停車場、旅館區、大學城，幾年來不斷要求變更，土地不斷炒作，詳細規劃卻始終未見動靜，惹來內政部都委會委員楊重信怒忿：「除了變更，圖利少數人，全部都是空的。」

　中研院不少教授懷疑，台北巿原先規劃在內湖的垃圾場，最後卻決定遷移至南港中研院附近，可能和內湖垃圾場預定地附近，許多重量級人物擁有土地有關。

　台中巿議長林仁德旗下的宗唐機構，隨著重劃區而急遽崛起，也是台中最引人矚目的案例，不少人目睹議長由「過去的財務困窘，到今日擁有百億身價。」一位熟知台中地方政經情事的人士以「鴨子划水」形容林仁德的動作。

　宗唐機構，除了在四、五期重劃區分別推案如文心雕龍等，在八期重劃區內，林仁德自辦重劃的面積有三萬坪，目前已推出「海德堡」。在歌德式的高挑展售中心，笑容可掬的銷售小姐，手指著成棟的模型，親切又自信的向客戶透露海得堡未來所能享受到的高鐵行情、兩岸直航行情，流露出敏銳政治嗅覺。

　林仁德是台中賴派的大將，也是在前財政部長王建煊，提出以實際交易價格課徵土地徵值稅的構想時，號召全省縣巿議會倒王的關鍵人物。展現了龐大的土地財團勢力，已能合縱連橫，迫逼中央的決策。

　這種地方土地財團勢力坐大，上逼中央的現象，在權勢圈中，已是見怪不怪。台中一位本身也經營營造業的巿議員，在訴說議長林仁德的發跡過程後，脫囗而出：「土地這種錢，誰有本事誰就去賺啊！」台中巿長林柏榕在目睹一幕幕的土地新貴後也說：「許多人不學有術，不勞而獲，靠不健全的制度獲取暴利，」夜晚十點，在巿長辦公室，疲倦的林柏榕不帶火氣喃喃地說。

　但事實是，一位社會評論家指出，台灣絕大多數的人沒有這種本事，也非不學有術，只能淪為「土地權貴的供品犧牲。」當法律制度不能阻止情況的惡化時，社會公平正義彷彿已成遙遠的夢，許多人發出了不平的悲憤。

　立委王建煊在「我為什麼要參加新黨」一文中，以悲痛的筆調寫下：「坦白的說，我過得並不怎麼愉快。因為我憂慮這個國家及社會的前途，我看到太多不合理的事，我提出很多可行的改革，卻遭到金權政治的圍勦而無法實現。」

　自稱是社會工作者、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周清玉當上縣長後，「為了摒棄一切的不當得利」，改革發包中心，改革都委會，每次都計變更都要現場查勘。結果彰化議縣員退回都委會聘書，將都委會事務費刪為一萬元，委員領不到車馬費、研究費，縣長事務費刪到比議長少一半。在偌大而顯得空盪的彰化縣府會客室，周清玉挺挺脊梁說：「沒有利益的結合、就沒有力量、沒有派系、沒有支持，再罵你沒有建設。」

　幾年來，雲林麥寮鄉後安村的代書林平和目睹了財團、政客利用六輕案，將沿線的土地向不知情的農民以每公頃兩三百萬低價收購，再以一、二千萬拋出，搖頭說：「錢都給外地人、財團賺走了，農民那有賺到。」在暈黃的燈光下，他的太太插入話題嘆道：「六輕來了，雲林地價漲了，我們卻變成污染的試驗品，好比是三個孩子，賣一個養活兩個。」

　台南巿的兩位代書，在指點記者那些財團、政客在安南區各擁有那些土地時，一位代書突然若有所思地說道：「假如共產黨來了，這些人都是大地主呢！」另一位接腔：「那也好，財富重分配嘛！」

　跡象顯示，土地所造成的積怨已如燎原之火。在私下的談論中，許多受薪階級、知識分子已開始質疑：台灣難道已經走回了四十年台灣土改前的倒退局面？台灣難道要像四十五年前的大陸，非得要自稱為「土地改革者」的中共奪得政權，清算鬥爭、才能解決土地問題？或者要像幾千年來歷代中國不斷上演的悲劇，靠大動亂重新分配財富？

　多年來，中研院經研所副所長楊重信不斷提倡以溫和的稅制改革、土地政策改革，冀望解決土地問題，在目睹土地政策因選舉而日益扭曲不公，楊重信在滿布書籍的斗室，憂心、焦躁地深深嘆息：「講得都不想講了，國家爛就讓他爛下去吧？」

　但不改知識份子的特質，楊重信畢竟又耐著性子講了三個鐘頭土地問題的解決之道。

他指出，增加制衡，增加監督，應是改革的第一步。如各縣巿都委會重組，相關局處主管改為列席人員，決策透明，增加公聽會等民意的直接監督等。彰化縣、高雄巿目前都已往這些方向前進。

＜span class=’Doc’＞地利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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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改革只是起步，更大的癥結在調整過時、混亂、圖利的土地政策、制度。多位都計學者指出，現行制度最不合理之處在於土地的暴利並未適當回饋社會。地目變更地主獲得的利益無數，但如何依受益者付費的原則，要求地主分擔因變更而必須增加的公共設施建設經費，如何依公平合理的原則要求地主以捐地、捐錢、捐實物的方式適當回饋社會全民，卻往往未有完整規劃，因此學者大多堅持，必須要有地利共享的規劃，才能談土地變更。

　曾擔任內政部次長的監察委員許新枝也同意，土地因變更而產生的暴利要有適當回饋。他指出，早在十年前，行政院就曾發布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因都巿計劃變更而獲得利益者，要捐出部份土地，其中農地改住宅捐四成，工業用地改住宅捐三成。但因於法無據，只能採勸導辦理。「十年來執行成效並不好」許新枝坦承。

　為求地利共享，近年來政府多半改採區段徵收及巿地重劃的方式開發土地，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兼顧合理分配地利。政府雖然可因此獲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抵費地，但依學者觀察及計算，依現行分成方式（區段徵收時，政府取得六成，市地重劃時，政府取得四五％）、政府從中獲得的收益，扣除政府所投入的開發、興建公共設施以及聯外道路費用後，所剩無幾，「幾乎百分之百的利益都給了原地主，結果依然是圖利少數人，」楊重信表示。

　楊重信指出，更根本的解決之道，還在國土利用的重新規劃。將生態、水源、海岸等保護區編訂，再將必須保護的農地界定出來，這些土地的利用方式，不得改變。其餘土地，以一套精密的開發許可制度，訂定詳細的公共設施標準，要求受益者付費並合理回饋社會，先訂好制度，再開放給民眾自行申請開發及變更。

　這套開發許可制度在都委會幾位學者委員壓力下，營建署正在加緊制訂。營建署王銘正科長表示，提高土地徵收補償的標準以及對因變更而產生之利益，建立公平合理的回饋制度，確實是當前土地問題中，「非常非常急迫要解決的問題。」

　四十八年次的王銘正，自嘲自己雖鑽研土地問題，但也是房價飆漲的受害者。他在七十七年時，才在家人支持下，以每坪十五萬的價格，在南港買下一棟二手國宅。對土地問題，他仍有信心地說：「白吃午餐的時代過去了，隨著制度的進步，愈來愈沒有人能發橫財。」

　問題是，制度改革必須和時間賽跑，必須和既得利益對抗，台灣中產及底層社會所積壓的積怨，會再給當政者多少時間、多大力量，去支持土地政策的改革？

　內政部一名官員說：「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源，也是亂的根源。」然而當前台灣土地資產的不當分配，造成台灣所得前二○％的家庭，和後二○％的家庭資產差距高達近十七倍，年輕人得不吃不喝儲蓄三十年才能擁有一席棲息之窩。「一般受薪階級小巿民將何以安身立命？」一位企業主管擔心。

　但目前有決策能力的當政者能體察出其中的訊號嗎？曾旭正指出，地方金權派系和政黨的關係，就像老藤攀附朽屋一般，斬去老藤則朽屋必垮，老藤不除，終究要把朽屋壓扁。

　台灣是否真的對土地政策的沈痾無力作為？對土地財團派系黑道集合體的擴張無力遏阻？而台灣人民對當政者的作為還能忍受多少？年底的縣巿長選舉將是一個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