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一開始,也出現一些錯亂。頭兩天,政府推出許多的政策。但那是沿用原來的,將它們包裝一下就推出來。問題是原來那些措施是因應颱風、水災,不是處理這麼大規模的震災,就造成後來很多很多的問題。
譬如發放慰助金,假如只有幾十戶房子倒塌,慰助金很容易就發完。這一次房屋全倒、半倒的數目九萬多,接近十萬戶。這跟當時訂這些辦法的狀況就非常不一樣。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水、搶通道路和電訊。這些都是「維生線」,如果沒有搶通,民間團體的效果也會打折扣。
政府一定有照顧不周的地方,那也有民間在做。所以整個過程看起來,亂歸亂,但是有些地方搭配得很好。
地震發生時正好是精省、政治架構改變之際,原有的架構有了很大的改變,新的架構還沒有運作得很成熟。這也會產生一些適應不良。
要說政府都沒有做準備,也不盡然。我在國科會做副主委時,就開始推動大型防災計劃。現在的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就是那個計劃的產物。今天我們能夠有這麼多的學術人才,形成這麼大的團隊,很快地推進到災區,蒐集資料,提出報告,都有關係。當年推動唯一的問題是,政府沒那麼重視。防災計劃做好的成果,送到有關單位時,沒有那麼重視。
給中台灣一個新機會
這次地震對台灣未來發展,影響意義深而廣。它給中台灣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讓我們在清除掉廢墟之後,有機會在某種程度上丟掉過去的現實包袱,並把建立一個家園的理想性放進去。不幸,換個角度看,也帶來很大的機會。
像台灣這些年來,非常的泛政治化、非常的功利主義、非常的慾望橫流,對台灣未來社會的發展,對我們的下一代,問題愈來愈多。這一次震醒我們。我不是說教,你到災區去多跑跑,看看人和自然之間那種變化和衝擊,你會感覺自己應該沈澱下來。一般人容易陷入物質面的東西。我覺得知識分子大量投入到災區工作,應該提出一些能凝聚、讓大家有共識的東西。這就是台灣未來最大的希望。
發展由下而上的重建機制
拿重建工作來說,就包含硬體、軟體和心靈的重建。在重建過程中,可以發現,很多地方人士有他們的想法,應該讓這些有理念的人,好好的與學者專家結合,發展出由下而上的機制,讓各地形成個別的特色。
以學校重建為例,我的解讀是,中央派專業人員參與,並不表示整個學校的建造都要由中央來負責。我們的教育家、家長、學生,和熱心教育的社區人士,不要只是批判中央的計劃,應該提出「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學校」的概念。這應該由知識分子與關心教育的地方人士來做。這樣一來,就會各有特色。將來我們可以有非常好的學校品質,但是每個地方不一樣。山區的、都市的、大班的、小班的,可以非常不一樣。要因應二十一世紀,學校的品質要普遍的提高。
在整個救災過程中,我不覺得自己處於中央和地方的夾縫中。所有的壓力我看成是問題。你不解決問題,它會變成壓力;解決的話,大家會覺得那是很好的事情。我是在兩邊的問題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李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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