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快車為何推不動經濟成長？

經濟學有一個簡單的理論，即所謂「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資本投入、勞動力成長和技術進步，是影響經濟成長的三大因素，如果大部份的成長因素是依賴資本投入擴張，必然會因經濟規模日漸擴大，而導致同樣的投入得到遞減的效果。追求持續的高成長率，就必須要求產出的效率，也就是每單位投入得到的產出必須增加。

根據經建會的資料顯示，資本累積對我國經濟成長的貢獻達到七二％，是四小龍中最高的，勞動成長的貢獻是一三％，而技術進步的因素卻只佔一五％，和韓國同列四小龍之末（表一）。

與美、日比較，麻省理工學院索羅（Robert Solow）教授指出，美國每人平均所得增加幅度中的八○％是源於科技進步，日本為五六％。這就足以解釋為什麼已開發的美國、日本早已進入資本投入的報酬遞減階段，卻仍可以持續維持二∼四％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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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韓國的經濟活動，基本上仍然是沿用過去三十年「省吃儉用」、「努力工作」、「加強投資」的辦法來成長，而美國人卻在大幅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

南韓的經濟成長對勞動力成長的依賴度是一九％，以南韓人口眾多來看，其勞動人口仍然可期成長。但我國的低失業率，似乎反映過去對經濟貢獻一三％的勞動成長力，將來只會縮減。

報酬遞減成長趨緩

由此看來，四小龍的經濟成長如果受到資本投入「報酬遞減」的限制，那麼我國將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成為四小龍中第一個發生成長趨緩的經濟體系。

蔣經國總統時代的十大建設計劃，投資了兩千億元，造就了十年間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但十幾年後的六年國建，以八兆多元的投資額度，卻只能以六％的成長率為目標；到了西元二千年以後的「建設計劃」，也許只能以三∼四％的成長率為目標了。如果二○二○年的政府首長仍沿用同樣的資本投入策略，將必然更無以為繼，甚至還必須面臨負成長的窘境。經濟學人週刊所描繪的美好明天，可能會像我國近年來的經濟一樣成為泡沫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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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持續高成長率(sustainable growth)是必須靠整個社會學習利用科技，以增加單位投入所導致的產出，避免受到資本投入報酬遞減的限制。而「技術進步」正是持續性成長的關鍵因素，卻也是我國在四小龍中排名落後的項目，和美、日等真正「已開發國家」相比，更是遠遠落後，國人不能不警惕。

去年行政院提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計劃（NII），外界認為此計劃是呼應美國副總統高爾於去年初提出的口號，順應「世界潮流」的一項措施而已。其實，NII 的任務正是針對我國經濟成長有利因素漸形消失，「技術進步」仍十分落後的困境，企圖結合資訊和通信科技的基礎建設，徹底地、結構性地提升整體產業體質。產業有了強厚的體質，同樣的投入才能得到更高的產出。

資訊建設為成長之母

但技術的項目有很多，如生化、航太，甚至於「修建高速鐵路」之類的項目都是技術，為什麼可以從「資訊服務」這單一技術看出我國未來的經濟成長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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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業時代進入資訊時代，資訊科技的應用，不僅對航太、生化、造高鐵有幫助，乃至於我國目前的經建口號「亞太營運中心」，都必須以資訊技術的應用為基礎。商業、製造業、金融、運輸業等等，可以說整體產業的體質都可以用NII來加強，資訊已成為產業發展的重點工具。所以，資訊做為經濟成長的科技因素，有其特殊的關鍵性地位。

我國是世界第四大資訊工業國，今年可望超越德國，躍居第三，資訊產品佔出口值的百分比也日益加重。這些個人電腦、周邊設備對全世界的資訊化，對友邦國家進入所謂的「第三波」資訊時代，都有極大的貢獻。然而，我國本身的資訊化程度又是如何呢？

生產旺盛，使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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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個國家的資訊化程度，也就是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並沒有一定的方法，一般較為人接受的指標是國內資訊服務業的產值。因為服務業的產值也就等於市場的胃納，所以產值也就可以做為某個市場消化此種產品的能力指標。比較各國資訊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各國把財富用在資訊服務上的意願度，而我國僅及紐西蘭和美國的四分之一，新加坡和丹麥的三分之一強，日本的六○％，和香港相近（表二）。

再從國人運用資訊的情況來看，我國資訊化的程度實在是相當的落後。我國每人用在資訊服務上的金額，僅及美國的一一％弱、日本的一八％強，和新加坡、紐西蘭相比，國人的資訊服務使用值，也只有他們的二一％（表三）。

此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許多國人心目中的典範——日本，並不特別具有利用資訊服務的能力，他們的資訊服務使用值，僅及美國的六○％，而其國內生產毛額用於資訊服務的額度，也僅及美國的四四％。這意味著，做為未來資訊化時代的一份子，我國，甚至亞洲（新加坡除外），仍有一段很長遠的路。

這些數據實為台灣經濟奇蹟的另一種註解，可以印證出為什麼「技術進步」在我國經濟成長因素中佔了較小的比重。產業成長的背後可能隱藏了許多泡沫成分，換言之，產業雖然成長，體質卻不健康。

為什麼我國整體社會對資訊服務的胃納這樣薄弱？是不是因為資訊技術太貴了？絕對不是！財星雜誌曾指出，從一九九一到九五年，資訊處理、儲存和傳輸的成本都降了八○％左右。資訊界也有所謂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即每十八個月資訊技術成本會降一半。所以，資訊成本會持續下降，與一輛機車、一輛賓士或一棟廠房相比較，資訊服務的費用已經很少，未來將益形微不足道。

從產製能力來看，我國資訊產品有能力大量出口，所以也絕不是無法供給的問題。其實，整體社會缺乏資訊科技的使用能力，是需求面的問題，這類的問題是不能用供給面的答案來解決的。譬如製造很多「互動電視接收機」(set-top-box)來出口，或是建設「全國光纖網路」等，都是供給面的答案。

NII之所以稱為「基本建設」，是因為我國真正的危機在內部體質的改進，而不是短期的找一種產品來出口。所以，國家資訊建設要面對的是一個更困難的挑戰——怎樣從需求面來解決「資訊科技使用能力薄弱」的問題，讓我們的產業能應付二十一世紀的劇烈競爭。

這種社會改造運動是艱鉅的。回顧歷史，民國二十一年，為了改善我國國力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日本侵略，政府曾提倡「新生活運動」，教男人不要抽鴉片煙，女人不要纏小腳，掃除文盲，把國家從無知中解救出來，那次的運動可以說是相當成功。

如今，擔負著國家經濟再起飛的使命，NII也必須把全國動員起來。政府首長要丟棄「凡事從供給面來解決」的產業政策裹腳布，業者要戒除「產品開發靠政府」的鴉片煙，社會要跳出資訊文盲的窘境，研究單位最好從系統動態(system dynamics)角度為產業分析，那麼，我們的將來也許可以走出「科格曼的詛咒」，走出「半開發國家的陰影」。

(作者為網路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