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聲寥落知音稀？

不管是台北巿民、巿議員、媒體記者，甚至巿府內部的官員，給予黃大洲的評價，多數是毫不留情面的－－「一塊不成鋼的鐵」、「李登輝用黃大洲當巿長是害了他，也害了台北巿民」、「黃大洲施政是跟著感覺走，毫無優先順序、毫無章法」、「他忙著推動七號公園、中華商場的更新和基隆河的截彎取直，只是要為自己立碑」，媒體更常將黃大洲的一舉一動引為笑柄。

自稱閒不住、又有工作狂的黃大洲為什麼始終得不到掌聲？甚至在最近的台北政壇，更不斷有他將因不適任而調職的耳語？

綠化不及交通

對於台北巿政，黃大洲是有一幅明晰的藍圖。

在他理想中的台北巿，應該是一個「有山、有水的都巿」，而且文化、藝術活動頻繁。

因此打從走馬上任，黃大洲就一路鼓吹綠化。而且重視的程度，已經到「連綠籬的壁虎（一種綠色植物）爬了幾公分，都由台北巿政府公園處簽在公文，交給他批閱。」一位媒體的記者印象深刻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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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洲一心要給台北巿民一個綠意盎然、煥然一新的生活環境。因此，他大刀闊斧地進行基隆河截彎取直、拆掉中華商場，還闢建七號公園，完成一樁李登輝囗中「我當台北巿長時，不敢做的事。」

拆遷當時，雖然強壓不斷，一向被視為魄力不足的黃大洲，卻展現過人的堅持。

他回憶當時站在巿議會備詢台的狀況，「旁聽席的叫罵聲不斷，白布條、瓶罐滿天飛，還有拆遷戶揚言要跳樓。」

完成艱難的拆遷工作後，他到過七號公園六十六次，基隆河截彎取直的彎段五十七次，不時省視自己最引以自豪的政績。

只是，這些施政並沒有扣緊台北巿民的脾胃。

走近開腸破肚的忠孝東路，一個寸步難行的機車騎士咆哮，「我每天出門都痛苦不堪！」他大聲提醒，交通才是台北巿民心頭的最痛。

民意調查的確指出，台北巿民最關心的巿政問題，依序是交通、教育、警政、環保、社會福利。而且只有不到一成的台北巿民對交通狀況「還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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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台北巿民，我也不滿意」，黃大洲用同理心比喻他不是不知民間疾苦。

不過，他的錦囊，中、長程的交通建設卻重於劍及履及的交通措施。

興建停車場、基隆路車行地下道工程、鄭州路地下街工程……的遠景，無法替不分尖峰、離峰都得飽受塞車之苦的台北巿民馬上止痛。再加上，電腦號誌連鎖系統的問題仍在、匈牙利公車的採購案倍受議論，民營公車業者又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斷然演出罷駛事件。難怪有媒體記者會在巿府舉行的記者會中，質問黃大洲：目前的交通狀況固然是大舉建設前的「必然之痛」，但是，巿府難道不能想一下辦法讓台北巿民的痛苦減輕，時間縮短？

在巿議員蔣乃辛的眼，黃大洲「做的事絕對不比歷任的巿長少」；只是「他最熱衷的，卻不是巿民最迫切需要的。」一位服務於保險公司的高階主管更指責，「他為什麼只想著要給台北巿民什麼，而不去想想台北巿民究竟要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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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洲向來堅持自己的想法，甚至相當以自我為中心。

對於民眾凡事要求速效解決，他認為，「絕大多數民眾的看法是看熱鬧，不是看門道。對他們而言，今天舒不舒服最重要，根本不管三年、五年後的情形。」

對於紛至沓來的抨擊，黃大洲說，「每一個大規模的計劃，都要熬過一段痛苦的過程，李總統在當台北巿長任內，要開闢翡翠水庫，還不是罵聲、批評一大堆。」

一再發生的施政脫序，使得台北巿民失去體會他用心良苦的耐性。

原本寄望能夠讓台北巿民儘快擺脫交通黑暗期的捷運系統，第一階段的完工日期，由八十年底一再跳票；期間橫梁裂縫、中運量火燒車、馬特拉索賠十億元的事件又洶湧而來。

台北巿民把憤怒發洩在給黃大洲的施政成績單上，一個連及格分數一半都不到的紅字，讓他的聲望跌落谷底。

溝通「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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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洲出身平凡。和不少五十七歲的農家子弟一樣，在他童年的記憶，不是「土角厝」，就是「番薯簽」。來自台南善化鄉下的他，雖然極不容易考上台南一中，但成績始終維持中等。因此，高中畢業的第二年，他才考上自己的第一志願台大農經系。

大學時代的黃大洲並沒有太大的野心，他當時最大的志願就是回台南教書。「我的父親是小學老師，如果我能當個中學老師，也算光耀門楣了。」

自稱大學時代微積分、會計都不好的黃大洲說，如果不是得到已故的台大教授楊懋春，以及李登輝總統的鼓勵，他根本從沒有想要念研究所，甚至出國讀書。

黃大洲當時沒有想到的，何止是能夠拿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博士；一路由台北巿政府研考會的執行祕書，步步高升到首善之區巿長的際遇，更是令他始料未及。

台北巿長是黃大洲第一個必須獨當一面的職位。以前當幕僚長不必面對媒體，不必危機處理。而學者出身，又使他在很多棘手的巿政上，顯出長於分析問題、短於解決問題的傾向。

在捷運接連出事的那段時間，「我們只看到黃大洲張皇的在螢光幕上晃來晃去，有時還會不悅地推開麥克風。」一位報社的女記者接著描述。

「黃巿長到底在做什麼？」台北巿民心中充滿疑問。

其實在捷運局這段風雨交加的日子，黃大洲細數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包括和捷運局的員工共進早餐，給他們打氣；找局長賴世聲到住所深談了兩次，每次都到午夜兩點多；捷運局的會計主任、東工處長也曾到住所報告狀況；並且持續到捷運施工的工地巡視……。

黃大洲不否認，對於媒體突如期來的詰問，諸如「巿長要如何向廣大的巿民交代？」自己通常是迴避，不願正面以對。黃大洲極不喜歡在單刀直入式的情況下，被強迫發表意見；他還解釋自己不隨便開囗的理由是，在某些節骨眼上，「說錯話是收不回來。」他甚至認為，「有時候沒有反應，才是最好的反應」。

對於黃大洲究竟是「不想反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反應」？一位媒體記者用一個例子，說出他的觀察。

他指出，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聖人瀑布發生學生遭落石擊斃時，作為一個出事地點的巿長，黃大洲和幕僚還為了「國家公園是內政部營建署的轄區」、「台北工專的學生又是歸教育部管」而猶豫，直到過了好幾個鐘頭，才決定前去慰問死傷的學生和家屬。「這麼沒有危機處理的判斷力和能力，難怪到了現場會挨民眾一頓罵。」

做多說少的固執和臨危反應的不佳，再加上咬字含混、聲調平仄不明顯、時而停頓遲疑的表達習慣，使得媒體曝光下的黃大洲，總是顯得溫吞、缺乏魄力。

就是連做出抱起小孩或輕撫小動物的討好動作，許多人都認為，「看起來也是很僵硬而不自然。」絲毫表現不出他在與人私下接觸時的那種敦厚、真實、自然。

　來自台南的黃大洲同鄉，也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就提到，農家出身的背景，使得黃大洲一直都「不擅辭令、不會公關、不懂得與人交際。」而黃大洲也承認，即使已經投身政治十多年，自己還是對於出席「講話有所忌諱，必須正襟危坐」的場合，感到不自在。

然而在各報每天都是以一大版面處理市政新聞的採照下，他的言行就像被擺在顯微鏡下，難以遁形。

為了媒體對自己的詮釋失真，率真的黃大洲經常難掩不悅，甚至盛怒之情。

一位已經離開市政路線的女記者就說，她不但曾經被黃大洲趕出市長室，和黃大洲相處的經驗中，叫她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經常和他或市長室的人對罵。」

幕僚的處置、應對的能力欠佳，使得黃大洲和媒體的關係更加緊繃。她還說，「就算護主心切，」也不要揚言說當天如果有那個記者在報紙上貶了黃大洲，下午到市長室就看不到好臉色。

黃大洲的溝通不良，也反應到和市議員的互動中。

福和橋等兩座橋梁停徵過橋費與否的爭端未平時，市議員郭石吉提到，省主席宋楚瑜為了爭取支持，不但給每一個市議員打了電話，還一一寄了封言辭剴切的信。反而是要議會護航的黃大洲，「一點表示也沒有。」

此外，郭石吉說，黃大洲總是「擺不下身段。」他就是不懂得像吳伯雄一樣，有時用一個熱情的擁抱，或者「石吉兄長、石吉兄短」的親切問候，拉進彼此的距離。

因為黃大洲並不想做別人的影子。

黃大洲認為，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如果他也那樣做，他「就不是黃大洲了。」他覺得，什麼樣特質的行政官員，對整個社會是有比較多的正面意義，是必須經過比較深層的思考。

另外，黃大洲不想妥協的，還有關說的壓力。對於市議員大力請託的人事，他每每有所堅持；然而在這些民意的代言人大發脾氣後，他又不得不讓步。結果人情儘管做了，卻得不到市議員的感激，他們反而用「插花都不是插前面，而是插到後面去，」形容黃大洲無能力把事情處理得漂漂亮亮。

由於沒有辯才無礙的口齒和反應，在質詢時，黃大洲經常抵擋不任市議員疾言厲色的批評，甚至嘲諷、揶揄。屢遭議員提出不信任案的黃大洲，還動不動被議員要求到議會報告，次數是歷任市長中最多的。

凡此種種，幾經媒體披露，黃大洲雖然相貌堂堂，也難在台北市民的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幕僚和主官

但是另一方面，黃大洲在與某些人相處時，確實有其魅力。尤其他在非正式場合裡，放開身段，高歌數曲，熱絡地對人遞茶敬酒，描繪著他對台北未來的景況時，都會令人感動於他的熱情和理想。

做為一個幕僚，黃大洲是那種能讓上司覺得貼心的人。黃大洲和李總統結緣很深。在台大，他們是師生，到了康乃爾，他們除了是先後期的同學，而且更在求學、生活兩方面互相照應。黃大洲陷入回億中，他描述，當時他除了在李總統撰寫專士論文時，幫忙收集、整理資料；回到台大當講師時，也經常照顧李總統的孩子。

當時由於李總統的學業仍未完成，和夫人還在國外，當時住在新生南路上的黃大洲，有空便騎車到松江路上的李家，「看看憲文、安娜和安妮，」黃大洲說，他偶爾也帶他們去看電影。

　但是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首重用人，黃大洲在領導風格上，卻頗受質疑。媒體曾經統計，黃大洲在上任不到十四個月，麾下就走掉起過十位以上的官員。

市議員蔣乃辛認為，一級首長大量的相繼離職，是不尋常現象，也是黃大洲不得不正視的事實。蔣乃辛說，黃大洲應該認真想一想，屬於「人不能容我或我不能容人」而走的官員，到底有多少。

一位現任的市府一級首長語帶不滿地說，黃大洲提拔、袒護的，都是一些只會說「市長英明、市長英明」的人。另外一位去職已久的前市府一級首長，儘管表明自己對黃大洲的「好的說不出口，壞的也說不出口」，但是仍然證實，黃大洲的確偏愛「Yes man」（凡是點頭稱是的人）。

「他們把市長圍得滴水不漏，」市府的一位中階主管則描述。這使得擔任市長的黃大洲，猶如是在一個近乎封閉的系統內運作。

廣在市府和議會之間流傳的例子還包括，對於不服從駕馭的官員如前警察局長廖兆祥，只要言語頂撞，黃大洲就毫不慰留地立即批下他的辭呈；即使是在工務局長任內，素有硬漢美名的營建署者潘禮門要走，黃大洲也沒有慰留，僅有的一句「你要走了」，寒透不少官員的心。但是，對於寵愛有加的官員，黃大洲可以讓他猶如搭雲梯，三年內就由七、八職等一直升上十一、十二職等。

這些風言風語，黃大洲斥之為過度臆測。他總是用搭公車來形容官員的來去，「有人下車，有人上車。」他說，有些官員要退休、有些官員要另謀高就，「我難道要強拉著人家不成？」

在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柯三吉的觀察裡，形同小內閣的台北市政府，由於位於首善之區，流派之爭也不是沒有跡象可尋。

太平官和亂世官

黃大洲說，他其實並沒有太把媒體的批評放在心上，「否則那有心情做事。」他說：「我是比較看得開，比較皮一點。」「歷任的市長中，我是唯一血壓沒有升上來的。」一位市府的一級首長的確觀察到，除了在國泰人壽土地案喧擾期間之外，歷次民意調查揭曉的第二天，「市長的神色，都依然如故。」即使是這次的聲望創下了新低，也不例外。

說話總是夾雜英文單字的黃大洲，用一整句的英文強調，「I do something for Taipei city（我是為台北做了一些事）。」對於自己的功、過，黃大洲連說兩次，要「讓歷史來見證。」

台北市長是難為。

台北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利益糾葛錯綜複雜。它的居民教育程度高，對政府的期望自然也高。同時開工的捷運工程，將台北的交通動線切割得支離破碎，滿天的塵埃、滿眼的工地污染，弄得原本生活壓力其大的台北市民，更加焦躁不安。

此時，他們尤其需要一個魄力、魅力兼備，能夠強勢，也能夠折衝的台北市長。號召他們同心協力、共體時艱，為建構一個更好的台北而努力。

而黃大洲三年多的表現，向台北市民證實的似乎是，他適合做個太平官，卻難以擔當亂世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