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展望未來,台灣經濟能否在一九九四年破繭而出?
從國際到台灣,未來一年經濟的發展,各方皆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主計處預估,持續今年走勢,明年台灣經濟,仍將維持溫和的中度成長,經濟成長率訂為六.二%。
溫和成長的預估,看似平淡,實際上卻隱含著政府施政上的一招險棋。隨著內閣人事遞嬗,政府財經施政,已由郝內閣時代的擴張政策,調整為緊縮政策。不少經濟學家擔心,緊縮政策下,即使是中度成長的目標,也不易達成。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就認為:「明年景氣會大幅下滑。」
緊縮政策的指標之一是,連院長一再重申要嚴格控制政府預算規模。主計處副主計長張哲琛表示,八四年度的政府預算,上限為一兆零九百一十七億,較八三年度僅微幅成長二%。
連院長對預算規模的控制,主要是受制於政府財政狀況的惡化。從上任之初,有鑑於過去數年政府公債發行及賒借急遽擴充,連戰即指示成立公債發行專案研究小組,當研究結果顯示過去數年,政府累積的債務餘額為過去四十年的二倍時,只好改弦更張,訂下「維持經濟成長,但力求財政穩定的財經政策主軸,」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表示。
穩定財政的具體作法,表現在連戰已明示未來政府預算,雖然社會福利支出必須大幅增加,但整體經常支出年增率將低於三%,資本支出年增率低於一○%。
緊縮政策下,政府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必然萎縮。在景氣低迷的民國七十九年時(經濟成長率五%),政府對經濟成長,扮演了主要角色,政府消費對經濟成長貢獻一.九個百分點,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則貢獻了二.七個百分點。
如今情勢丕變,政府角色淡出,依公債小組預估,自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政府部門對經濟成長,平均每年只能貢獻○.七個百分點。
為了達成院長指示,主計處改變了過去預算編列由下到上的做法,改為先設定總額,再分配各單位,預算作業第一次採取零基預算,各行政單位必須在固定總額內,決定自己施政的優先秩序。張哲琛透露,許多機關為此紛紛向他訴苦,十二所國立大學也聯名發表聲明,抱怨預算遭刪減,而公教人員所關心的調薪方案,也還不知道明年有沒有預算支應。
民間活力定榮枯
民間部門的活力,將決定明年經濟成長的榮枯。行政院冀望,未來三年,民間消費平均每年成長七.二%,對經濟成長貢獻四個百分點,民間投資成長一○.二%,對經濟成長貢獻一.四個百分點。
國內治絲益棼的投資環境,能否將民間活力充分釋放,成為連內閣財經施政的成敗關鍵。振興經濟方案順勢而出,目的就在打破民間投資的障礙,就土地、人力、技術、金融等各方面,提供協助。行政院政務委員王昭明表示,振興方案的目的在「將投資所遭遇到的行政瓶頸去掉。」
連內閣為提振投資而消除行政束縳的具體作為,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舉例,目前已送交立法院審議的「獎勵民間投資交通建設條例」,就是一項「四十年來最開放的法律,」徐立德手中揮舞著這項方案大聲說,其中對企業發行外債、變更都巿計劃、公有土地提撥、政府補貼等,都有突破性的規定,徐立德並加重語氣強調:「行政部門將強力動員,非在這個會期通過不可。」
方案執行至今約半年,行政院宣稱已初具成效,例如經濟部提出申請輔導的兩億以上重大投資案,至九月底又增加十一件,預計總投資金額達一五二九億;各銀行辦理購買自動化設備及環保設備的優惠融資,已核准四七三件,總金額超過一二二億。
在此同時,振興方案下所成立的十二個小組及相關部會,動作也相當頻繁,例如央行提撥四百億郵匯局轉存款至金融體系,引導利率下降,經濟部加速推動工商綜合區設置,擴大開放大陸半成品進囗等。
這些措施,誘導了六輕動工,東帝士、燁隆等大企業相繼提出了規模上千億的大投資案。但同時也引發諸多爭議與不同評價。
務實的財經政策
贊成的人士多認為連院長的財經施政相當務實。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即肯定地說:「連內閣想踏實做事,將過去膨脹的主張,用溫和的方式收拾,默默做好,既有勇氣又務實。」
馬凱的觀察,源自連戰上任後,隨即指示修正六年國建計劃。郝院長時代提出的六年國建,規模空前,企圖以璀璨的遠景,號召國人,提振經濟。但在決策倉促,政府財力、執行力都不如預期的情況下,連戰接任閣揆時,已難以為繼。
以財力而言,當初規劃時,政府的稅收豊富,因此原先預期由八一至八六年度,政府經常收支剩餘可支應二.五兆投入公共建設。然而往後政府經常支出快速增加,這項規劃已成泡影。
政府的執行力也倍受考驗,從土地取得,採購招標,行政協調,人力物力供應,都迭逢困頓,以至進度延緩。例如交通建設特別預算,八一、八二年度所編列的一千七百億,支用比例低達二五%。
面對六年國建的延宕,行政院年中時毅然將規模由原先的八.二兆,縮小至六.一兆,項目由七七五項刪減至六三二項。「將美麗的說法戳破,需要很大的勇氣,」馬凱肯定說。
六年國建規模縮小後,未來政府財政壓力也略為舒緩。未來三個年度,政府部門將有近八千億經常帳剩餘,用以支應二.七兆的資本支出,不足數則由公債及賒借收入支應。
對連內閣財經施政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振興方案提升了效率,但犧牲了公平,對大企業的照顧較多。
立委陳水扁就一再指稱,振興經濟方案實則是「炒作土地方案」,例如依調查顯示廠商對工業區土地的需求僅五千多公頃,但規劃中工商綜合區的設置及農地釋出的規模,都已超出實際需要。
矛盾與衝突的平衡
從為落實政策而設計的制度中,更可凸顯衝突的焦點。國策中心研究員吳若予指出,例如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和目前依國統綱領反對大陸直航的構想,就有很大的矛盾,顯現出連內閣在政策上「沒有最高層級的整合,各個議題是割裂的,」吳若予說。
馬凱也擔心連內閣財經決策時的局限性,他以全民健保制度為例,由於缺乏經濟學者的參與,因此在設計制度時,對誘因機能、行政體系的效率等未能深入檢討,因此他擔心健保制度將形成難以彌補的財政漏洞,因為健保制度將醫療資源由昴貴的稀有財,變成廉價商品,因此必將造成浪費;此外,由於使用者和付費者分開,將使監督機能喪失,從而降低效率。
不當設計的制度,最終受累的仍是全體國民,尤其是企業負責人。例如全民健保開辦後,雇主的負擔將增加五百億,當社會福利措施愈來愈廣泛時,企業家的負擔也必將水漲船高,山汶電腦董事長劉山根就憂心忡忡地指出,社會福利「摻雜著太多羅賓漢劫富濟貧的心態。」
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表示,九○年代的台灣,政府施政時,必須兼顧公平及效率。振興方案追求效率,犧牲公平;社會福利制度追求公平,犧牲效率,在這兩極中,如何平衡,將是連內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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