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不我與」，最容易讓英雄垂淚。
對蘋果創辦人賈伯斯而言，個人健康是其一，創新者的影響力則是其二。
以創新者的高度而論，大概只有上個世紀的亨利．福特可以和賈伯斯相比。兩人都打造了一個「移動年代」，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福特的汽車走進勞工家庭，賈伯斯的電子產品則席捲全球年輕人，讓娛樂無處不在。
從市場面來看，兩人都是神乎其技的魔術師。但知名法國經濟學家阿塔利（Jacques Attali）卻認為，福特和賈伯斯最大的差別，在於兩個人的處境不同，一個順勢，一個逆勢。
大環境將決定一個創新者的最終歷史命運。
福特之所以能讓汽車從奢侈品變成大眾消費財，不只是靠生產效率化來壓低售價。更重要的是，凱因斯主義抬頭，從充分就業政策到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都墊高了勞工的實質薪資，從而讓勞工家庭可以過著上一代難以想像的有車階級生活。
但啟動年輕人消費革命的賈伯斯卻無此條件配合。阿塔利便問，放眼全球，有哪一個制度可以確保年輕人有足夠的收入，來購買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二十一世紀，對年輕人抱持重重敵意，即便是制度改革，也讓他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以飽受債務危機困擾的西班牙為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飆過四五％，而為了平衡政府收支，端出緊縮政策的結果，又把年輕人送上了祭壇。
年輕人普遍失業、失意，引發了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倫敦的街頭暴動，以及智利大學生的抗議遊行。舊制度的失靈與得過且過，讓世代矛盾益發凸顯。
英雄可以造時勢，但時勢造英雄也同樣重要。
上個世紀因為福利國家啟動了大規模的階級再分配，讓勞工有閒錢買車代步，而讓福特的創新帶動了大眾消費與經濟成長。
賈伯斯面對的難題，是企業創新與舊制度格格不入。除非人們意識到世代矛盾的嚴重性，將世代正義當作本世紀的制度改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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