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山蘇姬：我始終都認為我是自由的

即使外界對緬甸民主普遍不看好，她依然不放棄任何推動改變的機會。「改變來自於人民，而我也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她告訴媒體，「我要與緬甸人民一起努力，要靠他們，才能改變這個國家。」

以下是翁山獲釋後，接受德國《明鏡週刊》專訪的內容摘要：

問：被軟禁的這些年，你怎麼過日子？

答：關在房子裡，會有很多事情要親自打理。雖然軟禁不像關在監獄牢房那麼難受，還是必須負起所有的打掃、維修工作，也會很吃力。我平常會聽收音機，也會看書，我不能浪費自己的時間，所以盡量把握每個時刻。

問：你都讀些什麼？

答：政治、經濟、小說、詩集、歷史……只要拿得到的，我都喜歡讀。

問：聽說，最近你的律師還帶了一本《哈利波特》給你。

答：是啊，我想了解我的孫子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這樣以後如果跟他們見面，我就曉得哈利波特是誰了。

用收音機與世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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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如何與外面的世界保持聯繫？能不能傳送訊息給其他人？

答：完全不能。我沒有網路、手機或衛星，直到幾前天，我才第一次使用手機。我跟外面世界保持聯繫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收音機，每天都要聽上五、六個小時，才跟得上外界的變化。除此之外，我的醫生每個月會來看我一次，律師偶爾來跟我見面，就會討論我的案情。

問：重新獲得自由的感受如何？

答：我不管大家怎麼想，但即使被軟禁，我始終都認為我是自由的。「在外活動」對我的意義，就是要去工作、演說、與人民為伍，早年如此，現在再度被放出來，我又恢復了這種行程。是否被軟禁，對我來說沒有差別，只不過，現在比較累就是了。

問：你出來以後，緬甸政府派人到處監視著你，在這樣的國度中，怎麼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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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認為，有些時候，自由是一種心境。但我不認為緬甸人民會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因為就法律觀點而言，在緬甸發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接受。當基本人權受到侵犯時，一定會使人民愈來愈感受不到做人的尊嚴；長期這樣下去，人民便不再感覺自由或安適。

問：你曾經說過，恐懼本身，就有如一種牢獄。緬甸人民在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下，度過了數十年驚恐的日子，他們怎麼能忍受這種壓力？

答：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大家逃離恐懼。重點在於，人民不能讓恐懼掌控自己的生活，你必須掌握自我。要是你面臨外在壓力時，還同時被內在的恐懼所掌控，那麼你會更不自由，你會完全動彈不得。

隨時都可能再度被關

問：軍政府想抓你，從不怕找不出罪名，你隨時都可能再度被逮捕。

答：我並不害怕再度被關，我接受這種可能。只要緬甸一天沒有法治，任何人隨時都有可能被抓走。連你們也可能突然被抓起來，然後遣送出境，根本不必有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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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沒有想過，為了爭取民主這條路，你個人付出了太多代價？被關這麼多年，連兒子都無法相見？

答：我不會這麼想，因為我所遭受的經歷，根本比不上緬甸國內兩千多個政治犯在牢獄中所受的煎熬。我希望讓全世界都能注意到他們的苦難，我們必須竭盡一切所能，促使這些人被釋放。

問：你出來以後，讓緬甸很多人再度燃起了希望，這種高度的期待會不會造成你的負擔？

答：我把這些期待，當成必須更加努力的一種驅策力。但我也必須讓人們知道，他們也要盡自己的一份力，不應該期待我來為他們達成所有的目標。

改變不靠我，要靠人民

問：你願不願意與軍政府領袖展開對話？

答：當然願意，有太多事情必須跟他們討論。我們需要改變這個國家，緬甸的經濟百廢待舉、種族間的緊張也在升高、政治犯人數太多、逃離緬甸的難民人數太多、人口販賣的問題非常嚴重……，太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必須勇於改變這一切──用和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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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是對反對陣營來說，眼前有什麼方法，可以推動改變？

答：我無法明確地告訴你有哪些方法，但有件事是肯定的：改變絕不會一夕發生。

問：你認為緬甸應該怎麼發展和中國、印度等重要國家的關係？這些國家跟緬甸軍事政權都有密切關係，也都沒有批評這次的大選。

答：跟這些鄰國維持良好關係，非常重要，不過，如果中國和印度都能支持我們，而不是現在的政府，那當然更好。這方面，我們可以再努力。

問：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在爭辯，制裁緬甸軍政府，是不是一種建設性的做法。你認為呢？

答：這個問題需要各國繼續進行評估，我們目前也正在研究中，我還沒有最後的看法。

問：過去你曾經呼籲西方觀光客，不要到緬甸旅遊，因為他們等於在幫助這個政權。現在你還堅持這個立場嗎？

答：有人跟我說，歐盟曾經討論過這個議題，而且公開呼籲不要用旅遊團的方式去緬甸，因為旅遊團使用的旅館、公路等設施，都是軍政府和親信所興建的；但另一方面，歐盟贊成散客自由行，因為對民間企業和一般人民有利。我還沒有機會與歐盟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更多人看到緬甸國內的真實狀況。

問：你會繼續推動政治抗爭嗎？

答：當然，我們已經建立了政治目標，未來就是要努力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