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結束六十年,東西方都有紀念活動。西方主要紀念活動五月九日在莫斯科舉行,那是納粹德國覆亡的日子,包括德、日在內,各國領袖雲集,也有戰時的老兵參與。
東方的紀念活動是九月三日在北京舉行,由中共唱獨腳戲,沒有邀請或邀請不到各國領袖,台灣、南韓、東南亞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沒有人來,日本則來了幾個「友好人士」,也無官方代表。
聯合國為二戰結束六十年舉行特別大會,德國代表普洛伊格對德國給其他國家人民造成的痛苦,表示德國承擔全部的道義責任,並請求寬恕;八月二日,日本眾議院通過的終戰六十週年決議書,卻刪去了一九九五年議會通過的終戰五十年決議書中提及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
歐洲理性主義的覺醒
二次大戰西戰場,大致上已是非分明。作為西邊主戰場的歐洲,在短短三十年內經歷兩次大戰,歐洲人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已有理性的覺醒。德國儘管仍有新納粹主義延續著愛國主義的餘絮,但不成氣候,戰後的德國執政當局與主流民意,都努力承擔戰爭責任,對戰爭受害人尤其是猶太人,不遺餘力地尋查並予以賠償。
戰後的歐洲徹底消除了國家與國家的對立,組成歐盟,模糊了國界,人民所追求的是幸福與公平。兩次大戰的教訓,使歐州人知道了當愛國的情感超越了理性,理解與寬容都失去意義,人就會在愛國的名義下殺人放火。哲學大師羅素的話深入人心,他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入侵。」
蘇聯、東歐儘管在冷戰時期也積極宣傳愛國主義,但東歐知識份子一直抗衡這種感情。到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愛國主義消除了。東歐國家也融入了歐洲共同體。
東戰場在戰後就是另一種狀況。
首先是東戰場的戰敗國日本,並不是像西戰場的德國那樣整個政權徹底崩潰,而是在投降後保留了原有的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要同一體制的戰後日本政權,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會比較痛苦,而且難以凝聚國民對國家的認同。
其次,西戰場肯定是盟軍聯合作戰的勝利,但東戰場是哪一國打贏了呢?
抗戰史實,國共互表
中國的抗戰史實,長期出現國共兩種不同的版本,各自表述。國民黨認為是國民黨軍隊在主戰場上的勝利,中共則認為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的騷擾乃抗日的主力;國民黨宣傳中共在抗戰期間主要的精力不是抗日,而是擴展中共的勢力,中共就說國民黨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直至最近,中共才承認國民黨在主戰場上對抗戰所起的作用。
至於日本,則根本不承認被中國軍隊打敗,日人咸認為日本之敗,是敗在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俄國就認為是蘇軍在最後時刻出兵中國東北,才造成日軍的潰敗。
由於國、共、美、蘇在戰後不是站在同一陣線,因此抗戰的真相至今仍未有完整而可信的書寫。
其三,是戰後出現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西戰場的冷戰因蘇聯、東歐的崩解已成為過去,但東戰場仍有中國、北韓、越南三個共產政權存在,日本與美國結盟圍堵中共的情勢未結束,中共與日本之間仍殘存著敵意,再加上戰後日本的強盛與中共近年的崛起,遂形成東亞兩強競逐的局面。
亞洲民族主義興起
至於台灣,抗戰時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處境,使台灣人真是搞不清楚是「抗日勝利」還只是「終戰」。抗戰勝利時,台灣人處於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夾縫中,「裡外不是人」。戰後國民黨的統治,儘管給台灣帶來安定與繁榮,但也帶來白色恐怖的、本省人受壓榨的處境。民主化的發展,讓台灣的本土意識大大抬頭。
與西戰場相反,東戰場在戰後不是愛國主義的沒落,而是民族主義的興起。戰後的西方,強調的是和平、理解、融和、理性,東方則強調民族覺醒,強調愛國主義來凝聚人民對政權的向心力,或強調本土意識、種族衝突。而二戰的加害國日本,就藉原爆受害者來為它的侵略行為解困。
亞洲國家,除了海峽兩岸、日本之外,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也在戰後讓民族主義抬頭。亞洲國家沒有從二次大戰中學到寬容和理解,沒有從中覺悟到民族主義超越了理性的禍害。
二戰後,歐洲國家的國家主義消除了,亞洲國家的國家主義卻更盛了,國土爭議也更多了,南北越的戰爭雖結束,但南北韓、海峽兩岸的對峙仍然繼續,而且成為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地點之一。
愛因斯坦說過,「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
歐洲已長大成人,亞洲還是嬰兒。 (作者為香港知名政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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