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來最受關注的新聞,無疑是一波接一波揭發出來與陳水扁有關的醜聞。在種種「倒扁」言行之中,筆者最受觸動的,是「親綠學者」在七月十五日發表的聲明。這聲明的主要意義不在於要求陳水扁辭職,而在於台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二度覺醒。
知識份子放棄理想
親綠學者在聲明中表示,對民進黨執政以來的政治局勢感到「遺憾」與「憂心」:「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更令人憂心的是,民眾甚至學界則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結果是,我們的民主品質無由提升,我們對台灣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
聲明所點出的上述問題,不僅是在台灣發生的情況,實際上在中國大陸也曾發生。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基於對政權的認同,放棄了自己長期以來對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更放棄了對當權者的批判態度,若不是千方百計想進入新政權中擔任一官半職,就是在言論上對新政權採取寬容,以至於找種種理由為新政權的惡行開釋的態度,要不然就是盡可能保持緘默。
這種對新政權的認同,無疑是給了新政權一張空白支票,讓它填上它所需要的數字。而結果,在中國大陸,就帶來掌權者連綿不絕的對人民的壓制,造成數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
沉默養出大怪物
中共建國後,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代,對國民黨持嚴厲批判態度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基於國民黨時代中共高舉民主大旗而對中共產生認同感,他們若不是變成「歌德派」,就是放棄批判而沉默了。而大陸民眾,也基於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反感,而認同了中共政權,這種既無批判也無監督的認同,使中共政權愈來愈肆無忌憚地視人民為草芥,也肆無忌憚地踐踏知識份子,尤其是稍有異議的知識份子。
終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使中共黨外變得鴉雀無聲,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中共黨內稍有異議的幹部也鴉雀無聲了。毛的威望愈高,愈變成一個不守任何法規、自毀秩序的大怪物。終於發生了其後被鄧小平稱為「一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民族感情製造了災難
認同,是一種感情,基本上是屬於非理性的立場取向,當一個新政權在民眾支持下初建時,這種認同感情最容易發生,並會成為社會上單一的感情立場。而新政權的掌權者,也會在這種感情立場的支持下,不斷用感情去動員民眾。中共政權長期以來最懂得鼓動民族感情,通過動員民族感情來增加政權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並在這種認同感情的支持下,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民族災難。
從認同情感中覺醒
筆者在年輕的時候,也曾掉進這種政權認同的泥淖。七十年代初期,筆者主編《七十年代》月刊,以這種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感,維繫了海外許多知識份子。直到文革幻滅,筆者與這些海外知識份子都有所覺醒。一九八○年,筆者在美國東部保釣營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演講,表示必須放棄認同,而要重新認識中國,尤其是中共政權。這篇演講收進了筆者所編的雜誌,也出了書。它代表了筆者從認同的感情中覺醒,實際上也反映了當時海外抱著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的共同追求。
「重新認識」只是第一步
實際上,「重新認識」只是初步的「二次覺醒」,更進一步的「二次覺醒」,應是重拾「批判精神」。所謂批判精神,就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不論任何時候,都應該對任何掌握權力的管治集團或個人,採取「置疑」的態度。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是一條鐵律。掌握權力的集團或個人,不管舊政權、新政權,都難以擺脫這鐵律,而且因為他們手上握有權力,他們就可以隨時隨地為滿足自己或集團的私慾,而不顧百姓的死活。
請重拾批判精神
因此,知識份子必須永遠對掌權者持批判態度,即便說錯了也不足惜。排除認同情感的批判精神永遠是知識份子的本份。在新政權之下,從認同到重拾批判精神,應是知識份子真正的二度覺醒。
文革結束三十年,中國大陸已開始出現具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的聲音。
台灣親綠學者中,不少人都是過去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反專權、爭民主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今天,他們反省自己的認同立場,這代表這些自由知識份子的二度覺醒。
倘若更廣泛地由這些知識份子而帶動台灣人摒棄認同立場,重拾對執政者的警覺與批判,那麼,台灣是一定可以在民主大道上繼續向前走的。
作者為香港知名政論家
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天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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