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鏡頭唱出貢寮心聲

讓她感動的是，有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告訴崔愫欣，自己過去羞於承認是貢寮人，因為往往會被貼上「反核讓社會不安」的標籤；看過片子後，變得以出身貢寮為傲，也重新檢視長輩在反核的努力。

還有公務員告訴她，他以前常以為這些抗議民眾都是來找麻煩的，看了片子才改變印象；也有中年的商界人士說，片子讓他回想起年輕時跟著救國團旅遊，福隆海水浴場和貢寮的美麗。

甚至，在日本瀨戶內海裡人口僅五百人的「祝島」，反核已經二十七年還在持續抗爭的歐巴桑、歐吉桑觀眾，儘管語言不通，甚至不認識字，卻在片子開始放映後不約而同都發出了心有所感的嘆聲。

法律系女生的意外人生路

「當我回想那些與不同人群和國家的接觸體驗，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最值得的部分了，」崔愫欣說。

十五年前，崔愫欣是一個愛讀小說，相信正義黑與白的絕對色彩的高中女生；一心想幫助人的她，選了法律系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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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大學，才發現法律系強調法條、法學，卻與社會現狀很脫鉤。有教授甚至在課堂上開玩笑地說，這些學生畢業出社會當法官，他都很擔心，因為庭下在談「標會」，可能法官還一頭霧水標會是什麼、該怎麼標。

大二時，她在一次機緣下參加了輔大學運社團「黑水溝社」的營隊。營隊上，教授核能議題的講師要台下的學員發表對於這議題的看法。崔愫欣當下愣住了，因為新聞裡浮光掠影的印象，不足以讓她形成任何稱得上贊成或反對的觀點。她才驚覺，對這個在台灣已經爭論二十年的議題，她沒有一點了解。

那年夏天，她也第一次跟著環保團體到貢寮，接觸當地民眾。

「你才知道，原來反核後面是有一群有血有淚的人，是一個真實的地方，」她說，都市出身的她，第一次感覺自己接觸到這塊土地。

除了對法律人與現實脫鉤的失望，她也慢慢認知到以法律解決社會問題的不完美：例如不依法行政的不公；或者法律可能陳義過高，而無法執行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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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決定轉換跑道。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裡，她修了「生命」紀錄片導演吳乙峰的課，決定用攝影機說貢寮的故事。

八十九分鐘的紀錄片，花了她六年時間。她來回台二線的奔波；也為了感受居民心情，在貢寮海邊、核電廠的隔壁租了房子，住了一年半。

一年半間，她會聽到從早到晚核電廠的施工的巨響、晚上砂石填入海裡，做核四海岸工程的聲音。這時，她才真正了解居民的那份焦急，因為每天晚上，都會聽到習慣的生活周遭一點一滴的被改變；走到馬路上，就看到隔壁核電廠的巨獸一天天快速成長。

拍攝其間，外省小孩，只會說國語的她經歷溝通不良的苦；非科班出身的她，剪接影片也是挑戰；家人也曾無法了解為什麼女兒放著好好的法律系不念，去做社會抗爭；還曾緊張的問她：是不是被誰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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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她感到挫折的，是許多從中年反核到老年的尖兵，在片子還沒有完成時，就凋零了。「他們的夢想看不到，我沒有辦法作更多的努力讓他們安心。」崔愫欣說。

有陣子，政府宣布停建核四時，社會的反彈聲浪很大。每次她陪著貢寮老居民一起看電視新聞，居民們都很難過、壓力很大，因為甚至會有親戚打電話給他們，指責是因為他們的堅持，讓社會這麼亂。

崔愫欣體會到社會對抗議者「自私，只顧自己家園」、「無知，不知進步發展的重要」或者「不理性，只為反對而反對」的三種標籤化，她希望紀錄片帶來改變。

但她最想改變的，還是社會二元對立的思考。「考量經濟發展的好像就是不愛環境，關懷環境的人好像就是不重視經濟發展，我覺得這對兩方都是不公平的，」她說。

她想讓紀錄片至少成為建立資訊對等的平台，透過討論、了解，讓愈來愈多的人了解二元對立之外，「第三條路」的可能性；了解社會不是只有數字與追求最大利益，而有許多權衡的調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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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不公平的事在眼前發生

崔愫欣不諱言，最近核能有復甦的趨勢；她也做過兩、三年後，核四就要正式營運的最壞打算。但她沒有放下攝影機。

她打算拍攝貢寮故事的續集，留下貢寮人用青春和生命對核能發出的質疑；也打算記錄核電廠營運前後，對環境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會停止的過程，」崔愫欣說，就算核能問題真能解決，也還有其他能源、環保的問題，等待不斷的質疑和解決。

三十出頭的她，有時煩惱於未來該採取怎樣的方法，才能更有影響力；也有時對於選擇了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所要背負的壓力感到困惑。有人會問她「妳那個環保團體會不會倒」、「要不要找個正當工作」、「是不是該結婚了」。這些許多柴米油鹽的疑問與從別人眼中看到自己的生存價值，有時會讓她覺得，變回自己，順從自己，壓力很大。

但回顧過往，她沒有後悔。

還是愛看小說的她，現在，對「正義的一方」，有了另一種解讀：正義不見得都能區分絕對黑白，而是一種對受苦的人的將心比心的體貼。不願意，也不可能看到不公平的事在眼前發生。而這，也是她對自己人生的執著。

崔愫欣小檔案

　出生：1975年
　星座：巨蟹座
　血型：B型
　學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
　現職：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