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幫　打造華人貝爾實驗室

身材圓滾滾、人稱笑臉Peter的吳重雨，是徹頭徹尾的交大人，一路在交大念到電研所博士；他所帶領的「307實驗室」培養許多無線通訊射頻IC設計的人才。

但最近看佈局全球的科技業跳過台灣的大學，直接與中國大陸的大學合作，他的心情不再輕盈。
幾乎全球知名企業，從日產汽車、韓國三星與ＬＧ、美國ＧＭ等，都積極與中國頂尖大學合作，培育人才與技術研發。

富士康在北京清華捐了一棟奈米大樓、並提供學生到深圳龍華廠實習；因設計山寨手機晶片更火紅的聯發科，開始與對岸頂尖大學實驗室合作。

在危機中找機會

形勢比人強，中國大陸叫牌、聽牌的局勢成形，在邊緣化的焦慮中，吳重雨試著在危機中找出機會。

洞悉產業的吳重雨立即打電話與聯發科蔡明介、前資策會董事長黃河明等人，建議整合交大實驗室研發能量及龐大的科技人脈與資本；他也主動聯繫馬德秀，由對岸交大談妥與中國移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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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雨認為，「透過台灣晶片、數據卡的產業優勢、中國的市場，加上兩岸交大的研究平台，可以做為華人企業擴張世界的基地。」

這個策略果然引起企業界的迴響，包括聯發科、中華電信、華碩等企業，決定透過交大的研究平台，共同參與和中國移動、上海交大的前瞻研究計劃。

衝得比政府快

但台灣交大在教育部尚未承認大陸學歷前，衝得比政府政策還快。

一九五八年設立電子研究所的交大，在一九七○年代設立半導體科系，八○年代又跳入光電，從個人電腦、半導體、液晶面板到光電產業，交大人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校友中有三成是高科技廠高階主管。

但隨著兩岸科技鏈的上下游整合，交大卻感到龍困淺灘，動彈不得。

清華大學教務長唐傳義也有感而發說，學生未來就業市場有不小的部份在中國大陸，但現行法令沒有讓兩岸大學合作，「我可以輕易幫學生建立瑞典、歐盟的關係，但兩岸大學的互動各自單飛、各憑本事，沒有規範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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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一所大專校院（一五六所大學、十五所專科）裡，交大的戰略與企圖，的確引起政府注意，深怕前端的研發技術會流失。

但交大的例子，正是台灣的大學在兩岸競合中，不得不積極卡位、自謀生路的縮影。

大學進或退的抉擇

雖然中國大陸高教的科研與國際化水平，仍在台灣之下，但從中國大陸過去十年，每年以二位數比例投資高教，從預算、人才、制度比較，已讓兩岸大學競爭力有黃金交叉的危險。

以兩岸交大為例，上海交大學生數是台灣交大的三倍，年預算約一八五億（尚不包括十二所醫院），也是台灣交大的三倍多。

台灣交大有六六二位教授、而上海交大有兩千七百位教授，是台灣交大四倍。
制度上，對岸更是彈性。

過去幾年，台灣交大為發展生醫技術，試圖合併醫院，困難重重；反觀上海交大在近幾年合併瑞金等十二個頂級醫院，床位超過一萬兩千、門急診量一年高達一六五七萬、開刀數二四．三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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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美國國家工程院、中國工程院、台灣中研院院士的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認為，台灣過多的大學、過度瑣碎的研究領域，原本頂尖大學應該專注最前端的大型研究，但大學為了生存而與業界靠攏，獲得研發經費，這是不得不的選擇。「在這情況下，台灣學術很難卓越與獨立。」

而對上海交大而言，台灣交大除了帶入研發人才、企業的資金與能量，他們更期待複製大學、竹科、工研院成功的技術轉移與創業模式。

兩岸交大在教育部尚未鳴槍前，做足準備，它們各自看見機會，也有交大人共同的夢想。

馬德秀看到的雄圖是，中企在五到十年後，能引領全球核心技術與標準、創造世界規格。

而已退休的施振榮則認為，兩岸交大的合作有其歷史意義。「美國AT&T有貝爾實驗室，現在不行了，我們要接棒，這個角色，兩岸要接棒。也許要花十年的努力，但我們當仁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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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中總是強調求實學、務實業的交大幫，是否能打造出華人的貝爾實驗室，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