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

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台資富士康深圳廠的員工跳樓事件剛發生時，立即引起海峽兩岸以至國際媒體的關注，自然也挑動中共當局的神經。大陸媒體起先有較多議論，後來中央對媒體下達命令，限制有關富士康的報導只能據《新華社》發稿，顯然擔心有關議論與報導會激發勞資矛盾，或引致所謂「維特效應」（Werther Effect，指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後，掀起社會的自殺模仿風氣）。

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每年有二十七．八人自殺，富士康深圳廠有四十五萬工人，與中國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不嚴重。而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富士康每天招工現場應聘者仍絡繹不絕，說明富士康相比鄰近工廠，仍有其吸引力，它的基本工資與社保福利，相對其他企業，還是具競爭力的。但悲劇發生在富士康，引起富士康代工的品牌如蘋果、惠普、索尼等對富士康管理問題的關注，使它受到內外的壓力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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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時代」野蠻重生

富士康的悲劇，並非富士康所獨有，而是中國依靠外資，以廉價勞力、加工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所造成社會問題的悲劇縮影。在這些加工工廠中，工人的操作標準化，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乾淨俐落而嚴密的管理，使人想起卓別林於一九三六年拍的電影《摩登時代》。但那部電影反映的是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工業狀況。當時工人是重複勞動的「機器人」。這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工人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有與資方議價能力甚至參政能力的勢力，工人從機器人變成「社會人」。工人福利、就業等保障，與社會其他階層無分別。

然而近三十年，《摩登時代》卻在中國大陸野蠻重生。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無議價能力，無職業與福利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把勞動者物化為機器的基礎上。外資包括港資、台資則紛紛在大陸發展這種物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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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區自殺的高發人群都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身體愈來愈差，孤獨無助，容易產生不想再活的念頭。富士康跳樓的都是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農村來打工的。作為「一胎化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背著獨力養育父母的沉重責任，在珠三角打工又舉目無親，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在單調的工作中感到孤獨和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正如叔本華所說，對生存的恐懼大於對死亡的恐懼時，就選擇了自殺。

北京政府對內地工廠面對的問題，相信也很清楚。《新華社》五月二十八日在一則英文電訊〈自殺突顯調整增長模式的迫切性〉中，從正反兩面的事實，評估勞工密集工業的利弊，最後則空泛地表示惟創新發明能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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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三年前汪洋主政廣東後，就一直說要讓企業從傳統型轉型為高新科技型，對富士康這個超級高科技企業自然青睞有加，不惜以種種政策配合。但高科技企業也可以是勞工密集工業。政策配合，卻沒有讓工人組織真正為工人權益出頭的工會，於是富士康也就成為工人全無自己生活空間的「加班帝國」了。實際上，現代的企業家，更希望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既可明明白白的談判，又可作為與工人之間的緩衝。但中共卻對一切有組織而不受中共支配的團體都予以排拒。

悲劇發生在台資廠，恐怕也跟中共對台政策有關。為了爭取台商，中共對台資實施過多優惠政策，並放鬆對台資的監管，此其一；中共連年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加上在沿海部署針對台島的導彈，使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反感。這兩個因素，造成台資及台灣來的各層管理人員，目的只求設廠賺錢，對大陸工人態度惡劣，甚至不把大陸人當人。台灣人在台灣本土設廠並不如此。因而這是中共政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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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也不僅是台資企業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更是中國由政治、政策統帥一切，而不是由法律釐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悲劇，是一黨專政下，社會沒有多元文化也缺乏宗教關懷，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無力感而產生的悲劇。

（作者為香港知名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