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世界，國家安全和科技產業已經密不可分，但十年前並非如此。
從國防部到矽谷，基爾霍夫推動連結國防和新創社群，讓兩群擁有完全不同腦袋的人才展開對話，帶來真正改變。
在加入DIU之前，基爾霍夫在白宮、國安會任職時，曾親身參與台海安全規劃，如今他在矽谷最受矚目的新創Scale AI擔任AI應用與全球安全負責人，站在第一線推動AI加強美國防衛能力。
關鍵轉折是2015年，基爾霍夫受時任國防部長卡特（Ash Carter）之邀，加入國防部創新實驗單位（DIU）。
DIU的頭號任務是在國防部展開內部新創，橋接遠在東西兩岸的五角大廈與矽谷，讓商業技術成為強化美軍的利器。如今五角大廈已能夠在兩週內與矽谷新創簽約。
美國這艘大船已經轉向，未來將持續重塑世界科技供應鏈格局。
AI時代的美國國防科技的領導者，如何思考保持國家領先的策略？在關鍵歷史時刻裡，台灣的角色與機會又是什麼？以下為演講精要整理：
【小檔案】克里斯・基爾霍夫（Christopher Kirchhoff）
- 出生／1978年
- 現職／ScaleAI AI應用與全球安全負責人
- 學歷／劍橋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博士
- 經歷／曾任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戰略規劃主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顧問、美國國防創新實驗單位（DIU）共同創辦人、著有《科技冷戰新賽局》一書
科技與國防壁壘分明 世界付出慘痛代價
科技與國防脫產業長期脫鉤，已造成全球危機。
美國援烏的艾布蘭主戰坦克，遭俄軍自殺無人機擊毀；哈瑪斯用大疆無人機炸開號稱堅不可摧的加薩邊境圍牆。
從前超級強權（super power）的思維是只要砸錢買匿蹤戰機、坦克和艦艇等大型武器，就能確保國家安全。現代戰場帶給我們最大啟示恐怕是，這道公式已經不成立。
但是為何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必須回看冷戰以來科技和國防產業的發展史。
在冷戰結束後，五角大廈的研發預算持續下滑，民間商用科技則蓬勃發展。全球技術創新的重心，從國防部轉移至矽谷。
因而商業科技的更新速度，遠超傳統軍規，形成巨大的技術落差。2016年，一台iPhone 7處理器運算能力，超越美軍最先進的F-35戰鬥機所使用的。
同一時期，美國國防產業經歷大型整併潮。美國國防部主要承包商從約100家劇減至僅剩5家，使得傳統國防供應鏈內部，徹底失去競爭與創新的動能。
此外國防部內部笨重的官僚體制，更阻撓政府採用新技術的速度。傳統國防採購需遵循上千頁的規範，簽訂一份合約耗時至少一年半。
新創與創投不可能接受漫長的等待，這導致民間頂尖科技企業普遍對於與國防部合作興趣缺缺。
面對未來戰爭 五角大廈啟動內部創新
我們必須面對新的現實：新興科技必將改寫未來戰場的規則。
2015年上任的國防部長卡特早已充分意識到過往的困境，也預見到未來。
因而他主張美軍必須改變思維，主動成為民間商業產業的「快速跟隨者」（fast follower），大量採納消費市場與商業領域發展出的成熟科技。
在卡特領導下創立的美國國防創新實驗單位（DIU），核心任務是開啟五角大廈與矽谷新創的合作模式，重塑科技發展與國安策略的關係。
我被延攬加入DIU時，手上只有約30人和3000萬美元的預算。但是我們擁有真正的彈性空間來做事，關鍵是有高層領導層的支持。
當時卡特賦予DIU兩項「超能力」，第一個DIU直接向國防部長報告；第二個是DIU有「豁免權」，遇到礙事規定可申請豁免，主管單位若拒絕，案子就直接送上部長桌子，讓他裁決。
相應地，我們也必須拿出辦法來。
當時DIU裡有一位29歲的採購專家，日夜翻閱兩本美國國防部採購規定的磚頭書，找出方法，成功讓在DIU兩週內就能和新創簽約，還能讓好成果快速規模化。
我知道要帶來改變，一定要優先聚焦於第一線軍人真正面臨的問題。
DIU帶來的成果，必須立竿見影。舉早期DIU案子為例，我們曾發現美軍仍在白板上手動規劃空中加油流程，便馬上派六名矽谷工程師進駐卡達空軍基地，132天後交出60秒完成排程的軟體，一年能省下數千萬加侖航空燃油。
如今DIU模式已經促成結構性的轉變。
2022年美軍已有54個創新辦公室沿用同一套採購流程，帶來3000億美元創投資金，帶動Palantir、Anduril等國防新創發展。
去年底，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宣布全面改採DIU的採購規則。
其實現在回頭看，美國軍人早就意識到商用科技比他們手上的裝備還要好。DIU真正做到的，是把國防部長的意志和這些想改變的人連結起來，讓由下而上創新化為現實。
DIU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讓美國和盟友並肩作戰。因為我們知道必須讓盟友一起採用新技術，跨國防禦體系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台灣國防新創起步 關鍵是人到現場
目前在全球十多個國家，現在北約、歐盟、烏克蘭、澳洲和日本，都有自己的國防創新單位。
2024年台灣也成立「國防創新小組」(Defense Innovation Office，編按：2026年5月已更銜為「國防創新處」）。
台美之間不止科技供應鏈緊密，在軍事科技上之間已經有許多進展。DIU早期支持的無人機廠Skydio的產品，以及近來Anduril獲得美國國防部合約生產的ALTIUS自殺式無人機，都採用了台灣製的零組件。
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有更多國防新創的產品，會和台灣供應鏈合作。
那麼政府和新創應該怎麼做？
各國政府正在積極和矽谷建立溝通的橋樑。目前約有117個國家的政府，在矽谷設有據點。
我認為，政府要跟矽谷合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人現身、有人在場，去建立實質連結。
從新創角度來看，我會以DIU共同創辦人沙赫創辦的Shield Capital為例。Shield Capital已投資多家烏克蘭公司，其中包括設計出擊敗俄國黑海艦隊海上無人艇的公司。
因而我的建議是烏克蘭和台灣企業可以成立合資公司，讓台灣的創業者去到當今最重要戰場的第一排，親身了解現代戰爭的需求。
AI如核武？領導者的科技戰略
AI重塑科技競爭與戰場格局，因此領導人如何思考AI和國安的關係，將是至關重要的課題。
我現在所任職的Scale AI，正與美軍合作用代理AI改善印太司令部制定作戰計畫的流程，目標是把長達兩年的過程，壓縮到幾天甚至幾分鐘。
對於把AI把比喻為核武，我認為直接類比是不夠精確的。
首先要區分技術本身的性質。核武是「點狀技術」（point technology），有或沒有，壁壘分明；AI則是真正的通用技術（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可以應用到各個產業。
因此我認為更好的思考策略，是借鏡1870年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情境。
當時的新技術普及到各國後的結果，大不相同：英國押注蒸汽工廠，轉型反而慢；美國後來居上，成為頭號工業國；德國靠大學、研究者與產業結盟；日本則由政府由上而下主導，交給財團執行。
所以真正關鍵問題是各國如何採用AI，這將取決於各國的領導力、勞動力與資本。
同時我也要強調，歷史上強大技術最終都會被國家接管或嚴格監管，所以問題不在會不會，而在何時、如何。
從影響面切入，到底AI會如何改變國際關係與戰略穩定？
我知道我的論點頗具爭議，但我認為：AI也有可能像核武一樣，維持全球戰略平衡。
因為核武「相互保證毀滅」的特性，1970到1990 年代的全球強權間衝突數量，少於以往。所以諷刺的是，核武擴散反而提高了全球的戰略穩定。
而兩者差異點在於，核武門檻極高且擴散受限，但AI擴散非常迅速。
現在的開源模型通常只落後前沿模型幾個月，這意味著全球各國與公眾幾乎能在差不多的時間，取得大致相同水準的AI技術。
因此世界上任何單一國家，都難以取得能確保發動戰爭並獲勝的決定性優勢，這反而維持強權間的穩定。
我們已經站在歷史性的時刻，各國領導人最核心的責任就是避免爆發全面戰爭，這需要是卓越且有遠見的領導力。
面對未來劇烈變動的世界，領導者必須持續著眼於AI擴散和應用的策略，思考科技如何成為穩定的力量。
（責任編輯：張玟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