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季過了，距離年底考核期限也只剩幾個月，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許芝綺還在愁找不齊人，「剴剴案後確實一年比一年難找，連履歷都收不太到。」
家防中心可以說是社工的最前線戰區。兒虐、家暴、性侵等最需要緊急處置的案件都在這，工作人員必須24小時待命，缺人嚴重。然而，如果全市的社會安全網社工進用率低於85%，地方政府就會被扣考核分數，影響補助款的比例，「可能會差到上千萬，」許芝綺說，對台灣第一大市，這會是件大事。
政府要加預算，但沒人想當社工
幅員遼闊、案量極大的新北市，進用率長年在六都當中墊底，去年成績僅有69.3%。
但中央彷彿不知道基層狀況。年初，政府還強調，今年上路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2.0」不只預算提升，還將再增聘萬名社工專業人員。但新北不是特例，社工雇用困境正在全台急速惡化，低於標準的縣市數量4年內增加了一倍，其他縣市的數字也普遍下降，社工逃亡中，成為全台實況。
聘不到人情況惡化，各縣市拉警報
近4年社安網專業人力進用率低於85%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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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嘉義縣 連江縣 |
新北市 苗栗縣 嘉義縣 連江縣 |
新北市 苗栗縣 嘉義縣 基隆市 連江縣 |
新北市 桃園市 宜蘭縣 苗栗縣 嘉義縣 基隆市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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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年度中央對縣市政府執行強化社會安全網績效考核執行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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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能給我們直接能上工的社工，而不是只有紙上談兵的擴編，」台北市家防中心副主任李恩琪觀察，北市原本還能夠勉強維持在門檻之上，但員額增加、分母稀釋，進用率可能會陷入8成保衛戰。政府的美意，實際上變被扣分的理由。
為什麼前線找不到人？
激增的工作量，無疑是主因之一。
晚間8點，接受《天下》採訪的兒保社工Wendy晚了半小時現身。她在下班前接獲案件通報，必須馬上趕赴現場。難以預料，是她的工作日常。
她說，常常開車趕往現場時都超級緊張，最後卻發現「竟然只是這樣？」
剴剴案後通報量飆升，高風險案件數卻持平
通報機制對承接高風險案件而言固然重要，但社工接到的通報理由有時千奇百怪。
有人因為「看到孩子眼神毫無生氣」而通報，也有偶然聽到孩子尖叫、發現小孩偷喝氣泡酒，甚至是離異夫妻為了爭奪監護權，將通報紀錄當成法庭攻防的有利工具。
不論真實情節輕重，只要是牽涉兒童的案件，得在接獲通報一天內面訪到當事人，後續調查期間需完成訪視家長、家中其他兒少，有些家庭孩子生的多，「我要在時間內，想辦法找到8、9個孩子，」Wendy說。
2018年，社安網計劃上路，要求警政、醫護、民間社工、教師發現疑似受虐情形時，必須限時通報公部門社工，同時透過各種便民管道，鼓勵民眾加入通報。剴剴案後，預防性通報案量成長更如失速列車。
以兒少保護事件為例，6年之內，通報量從4萬，一路飆升到將近7萬。然而，第一線的實質人力，卻完全沒有看到相對應的成長。
弔詭的是，進一步分析數據會發現，真正情節嚴重、進入開案流程的「保護服務」人數，卻始終維持在一萬左右，甚至呈微幅下降趨勢。
顯示通報數量未必反映真實虐待案件的暴增，更像是社會集體焦慮，卻導致社工被迫在海量的「非保護性案件」中，耗費大量心神進行篩選與消化。
許芝綺指出，即使是最輕微的案件，從聯繫當事人到做完紀錄，至少也要5小時起跳，衛福部統計的數據，甚至還不包含地方已先一步剔除的錯誤或重複通報。
花蓮縣社工工會副理事長黃浚嘉分析，即便保護案件沒有成立，但是社工仍然要為了考核盡可能尋找心理諮商、親職教育等各種其他資源轉介，以衝高服務率。
在防禦性通報激增下，低風險案件急劇擠壓了原本屬於「急診」的處理人力。
通報是為了自保與責任轉移？
剴剴案社工在4月遭司法判決之後，基層人人自危風氣更盛，比起救援，通報有時更是為了自保。黃浚嘉也坦言，「我也是防禦性通報的一環，」他說，雖然自己主要服務的是成人保護案件，但只要聽到個案提及孩子有任何細微狀況，即便實情與細節仍有待釐清，現在的他還是會選擇先向家防中心通報。
社安網絡中的其他角色同樣如此。
一位派出所前所長告訴《天下》，通報就是責任的轉移，「如果不幸發生什麼事，警方至少已盡義務，不會被咎責。」
立委陳菁徽認為，第一線社工常要面對家庭成員資訊不完整、隱匿，或是跨機關資料無法即時介接、人力不足等重重困境，「社工專業責任的界限究竟在哪裡？衛福部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主導立場，」陳菁徽強調，如果第一線人員為了自保而過度通報、過度移送，甚至對高風險案件產生迴避心理，反而不利於弱勢的長期保護。
整個社會安全網政策設計看似網絡緊密，社工卻是承接所有風險與焦慮的唯一核心，這也反映在公部門持續推出的種種政策KPI當中。
《天下》取得今年公告、衛福部獎勵地方而推動的「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劃」評核暨獎勵計劃，裡頭甚至出現將「司法處置結果」作為成效，加諸於社工身上的不合理情況。
例如，個案相對人因為家暴或違反保護令被警方移送時，檢察官是否有聲請羈押、法官是否准予羈押，都成為社工單位的評分項目，「我們要怎麼控制司法體系的決定？」一位地方政府內的社工主管無奈地說。白話文就是，案件當事人有被法院抓起來，可算社工績效。
再以常態性的業務為例，每月家防中心召開的高危機個案會議，該計劃評分項目要求每次必須有法官、檢察官出席，「以司法體系的本身的負擔來講，他們根本沒辦法配合，也沒有誘因，」政策想要促進跨網絡合作，現實卻是「做不到，我們只能認命被扣分，」該名人士表示。
還願意投入的人，先打聽哪裡不會被告
儘管環境如此艱苛，還是有抱持熱忱的新人試圖成為織網者。
台大社工所二年級學生陳儀軒說，「想趁年輕還有熱情的時候，投入最難的保護性工作，」家防中心是她畢業後最優先志願。
不過她也記得，家人曾勸她做「比較賺錢的工作」；後來發現她心意堅決，又轉而幫她打聽哪個社福單位的工作較單純、不容易被告。
家人的擔憂，突顯社工在當前社會的不利處境。
滿腔熱血的陳儀軒，在剴剴案爆發、社會輿論鋪天蓋地檢討社工時也感到同理與委屈，談起職涯期待，「希望未來發生事情的時候，政府要扛起壓力，不要只是讓第一線的社工承擔。」
師大社工所兼任教授賴月蜜觀察，認識的學生畢業後多數會選擇助人領域工作，「但是整個制度環境不夠友善，很多人後來就傷心地退場了，」她說，如何看重社工價值，「給予該有專業地位、尊重和安全保障，」是整個社會接下來的重要課題。
（責任編輯：趙珮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