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九、八、七…… 整個技術團隊都眼睛緊盯螢幕，我也是，其他人圍在我們身後。前台小芳舉著手機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鏡頭的中央是我，我正在盯著螢幕上的BNB交易頁面。 三、二、一！交易開啓！剎那間，螢幕掛滿了賣單，沒有買單。
「這不妙吧？」我自語。零星的買單偶爾浮現，但報價一個比一個低。每當有買單接近最後成交價，瞬間就被吞沒。BNB的價格，一寸寸向下探，辦公室裡的興奮和期待，瞬間變成寂靜。一向活潑的小芳悄悄放下了手機，默默退回工位。
怎麼會這樣？幾小時前，還有人追著我要BNB額度。ICO期間所有配額被一掃而空，而現在，所有人都在拋售？後來我才明白，很多買家本就打算在上線首日套現離場，指望一夜暴富。沒時間思考，交易頁面的聊天框裡很多人已經在「問候」我祖宗了。
上線首日，聊天室沒有任何過濾機制，也管不了那麼多。值得安慰的是，系統居然沒崩，也算牛逼了。技術團隊還在查看各項系統指標，財務團隊也在對帳。
我不在乎那些對我祖宗的問候，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壓上了心頭，上萬人因為信任我，投了錢，但現在他們都在虧錢，這開啓了我人生中壓力最大的一段日子。
平心而論，我們的上線很成功啊！ICO後僅兩週就推出了交易平台。界面簡潔流暢，系統響應是肉眼可見的快捷。 為什麼人們看不到這些？
接下來的幾週，辦公室基本是徹夜通明，我們夜以繼日地推出了很多新功能，但這一切好像都沒用，平台的表現、每天增長的用戶數，這些好像都與BNB 的價格完全無關。
我堅持每隔一天直播一次。彈幕裡一直有人罵，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讓社群看見：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我們在努力建設。傳統企業的CEO可能會躲在公關團隊身後說官話，我覺得這套已經過時了。
在區塊鏈時代，用戶需要感受到你的真誠，與其躲起來，不如站出來。在漫天罵聲中，依然有支持的聲音：「給他點時間，至少他還在堅持。」這些理解，是我很大的安慰。這場罵戰持續了三週，直到我們宣佈何一加入。
幣安的遊牧時代
2017年8月下旬，圈內傳出中國可能會禁止比特幣的風聲。到了月底，傳言已經逼真到讓我不得不再次和技術團隊商量把服務器遷到海外。
和六週前相比，我們的規模已翻了好幾倍，有近200台伺服器，交易數據量也大幅增長，遷移難度上升不少，再加上阿里雲和AWS在技術架構上也有差異，過程繁瑣。在測試網試遷移了少量數據後，我們預估遷移需要大約一個小時。於是我們發佈了公告，宣佈9月1日進行網路升級。午夜零點，我們暫停交易，開始遷移，然而六小時過去，遷移仍未完成。
非亞洲區的用戶開始著急了，他們那邊正是白天。我和他們一樣，除了等什麼也做不了。CTO正在指揮遷移，也不需要我在旁邊指手畫腳，我只好一邊盯著社群和社群媒體，一邊玩著一個別人送給我的指尖陀螺。 為了安撫情緒，我隨手拍了張照片發到社群。畫面裡，指尖陀螺靜靜轉著，旁邊是我的名片，連手機號都清晰可見。這個隨意的舉動，讓原本緊張的氣氛頓時輕鬆不少。用戶看到CEO深夜留守辦公室，甚至願意公開個人手機號，這份不設防的坦誠勝過千言萬語。 在團隊全力奮戰時，我這個CEO卻在玩指尖陀螺。對團隊和用戶來說，這再正常不過。雖然幫不上忙，但我從早到晚都守在辦公室，清晨六點也在。這就足夠了。
歷經八小時奮戰，我們的服務器叢集終於遷移完畢。 三天後的9月4日，中國七個部門正式宣佈全面禁止加密貨幣交易所。事後團隊問我是怎麼做出預判的？我沒有任何內幕消息，全憑直覺。
自2018年新加坡金管局(MAS)明確說了不監管加密貨幣後，我就把這裡當成了一個基地。雖然仍要滿世界跑，但新加坡成了我待得最久的地方。
2019年1月，金管局發佈《支付服務法案》，宣佈從2020年2月底開始將加密貨幣納入監管。當時幣安新加坡站已營運一段時間，順利拿到了過渡期許可，讓我們能逐步適應新規。兩年多來，我們一直與金管局保持溝通， 真心希望把新加坡建成加密貨幣的中心。
幣安在業內有種「磁吸效應」。只要我們去哪裡，其他公司就會跟著來，他們知道我們只會選對加密貨幣監管態度友好的地方。這種效應幫我們每到一處，都能快速構建起當地加密生態圈。當加密企業形成規模，政府也會更重視這個行業，畢竟能創造就業和稅收。2019到2021年間，我們陸續帶動了不少企業到新加坡。
從烏克蘭戰爭到Terra、Genesis、三箭資本的爆雷，再到FTX的倒閉，2022年是加密圈的寒冬。這年12月，幣安也遇到了自己的「大考」。面對大規模提款潮，我們穩住了。2022年，各國的新冠限制逐漸放開，我開始頻繁出差。一方面，是想找到更多對加密友好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用加密科技幫助到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一年我去了41個不同的國家，有些還去了不止一次。在天上的飛行時間累計超過600個小時，還沒算上地面等待的時間。
這趟行程，讓我對全球加密監管有了更直觀的感受。每個國家都不同，有的熱情接受，有的謹慎觀望。這個旅程也讓我更加明白，不同的市場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來推動加密行業落地。儘管我個人覺得，全球最好能有一套統一的加密監理框架。
囚犯新人
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我姐姐和82歲的媽媽開車送我到Lompoc監獄。9點45分我下了車，獄警立刻讓我坐到停車場旁邊的長椅上，催促家人馬上離開，連道別的時間都沒有。
我獨自坐在冷冰冰的長椅上，在帶刺鐵絲網之外。裡面是監獄大樓，窗戶很小。我沒穿外套，在聖塔克拉拉清晨的寒風中凍得發抖。這是很久以來第一次身邊沒有手機。光是站在外面，就能感受到監獄裡的壓抑。
幾分鐘後，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也被他父母送來了。我們倆就這樣並排坐著，一起被冷風吹著屁股。等了將近一小時，獄警終於叫我們進去。
我們報上名字，獄警聽說我提前來服刑，很驚訝。我勉強笑了笑，說想早點結束。他笑了笑提醒我：「那就別惹麻煩。」我點點頭。通過金屬探測器後，我們被帶進監獄內部。走著走著，獄警隨口說：「你們在這裡得找點靠山，太平洋島民幫在招新人。」我心裡一緊，這聽起來有點恐怖啊。
第一天的晚飯很簡單，大約1200個囚犯排隊去食堂，拿盒飯，帶回到自己牢房裡吃。盒子裡有義大利麵和麵包。份量不多，但我本來期待值也很低，比想的要好一些。
晚飯後，又有人過來聊天，問些常規問題： 「你因為啥進來的？」 我有點擔心。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都報導了，說我是美國監獄史上最有錢的人。監獄顧問也和我做過很長的討論，說我很容易成為勒索目標。 幸運的是，第一天沒人認出我，他們基本不看彭博或者華爾街日報。後來有人說，其實是第一天認出我了，但沒過來打招呼。 起初，我一提到是金融罪，他們就默認是詐騙，也不再追問。我試著解釋 《銀行保密法》是啥，我沒詐騙等等，但沒人明白，也沒人在乎。
監獄中寫下的草稿
入獄第二晚，我拿到電話和電腦的使用碼。只能跟登記過的聯繫人打電話或通信，最多登記30個人。因為進來時不能帶東西，我唯一能背出來的只有我姐的電話，是因為這個原因特地提前背下來的。
200名囚犯共用6部電話和4台電腦。幾乎一直排長隊。有時候要排好幾個小時隊。輪到你時只能用15分鐘，時間一到就自動斷線。得再等一小時才能重新開始排隊。電腦的排隊比電話短，因為很多人不識字或不會用電腦。也因為電話是免費的，這是疫情期間封禁延長的補償措施，電腦發消息每條要5美分，自然不受歡迎。
我比較常用電腦，但所謂的「電腦」，其實是一個完全鎖死的終端，只能打開一個收發訊息的程式。 你可以給被批准的30個聯繫人發消息，每條消息要經過安全審查，延遲兩小時才能送達。收件人必須登入特定網站才能閱讀和回覆。每條消息最多3000字符，不能加圖片、附件和連結。 最煩人的是，不能複製貼上。
我就是用這個系統開始寫下這本書的初稿。沒有複製貼上意味著：想移動一句話，就得刪掉，重頭再打一遍。 每次排到我只能用15分鐘，我得把想到的趕緊打出來發給助理，讓他幫我存著。等一小時後再次排到時，思路早斷了，只能從另一個話題寫起。寫作變得極其緩慢、零散、混亂。 但這樣也有一個隱藏的好處：它逼我寫下所謂的「垃圾首稿」。沒機會過度思考或者斟酌句子，只能把腦海裡冒出來的全寫下來，不斷往前推進。很多作者都說第一稿是最難寫的。不管首稿再爛，只要寫下來之後就可以持續優化。
人生如同遊戲關卡
許多加密貨幣的擁護者，本質上都是前沿思想的先行者。2013年底，我在Blockchain Info工作時，第一次從同事口中聽說了「模擬理論」，即我們生活在一個模擬的世界裡。這個念頭如一道閃電擊中了我。從那時起，它便在我心中生根發芽；而今天，我已深信不疑。
回望四十年前，我童年所在的小村尚未通電通水，夜晚只能借一盞煤油燈寫作業。而如今，我們不僅擁有智慧手機與網路，還見證了區塊鏈、人工 智慧等顛覆性技術的崛起。科技發展的速度，恰似滾雪球。照此趨勢，再過二十年，我們或許真能如《駭客任務》中那樣，將意識接入虛擬世界，體驗完全沉浸式的人生。
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是哪種模擬，人生才格外有趣。在這場模擬中，既然來都來了，就活得儘量精彩吧。把自己該玩的角色玩好，該做的事情做好。 接受了這個想法後，許多生活中的壓力都悄然消散了。
就像精心設計的遊戲世界，最合理的模擬或許包含三部分：約三分之一是系統預設的「劇情」，我們必須面對；另三分之一是隨機事件，靠運氣與際遇；剩下的三分之一，則取決於我們的選擇、行動與努力。 在這場人生模擬中，我們很難分辨哪些是命運，哪些是巧合。唯一能做的，是認真地去生活：努力，但不過度緊張；遭遇挑戰，便視其為一個待通關的關卡，專注尋找解法即可。
我團隊裡的人都知道我篤信模擬理論。每當我們遇到棘手難題，他們總會笑著安慰我：「別太較真，只是個遊戲嘛。」這句話總能帶來奇妙的鬆弛感。自2013年首次接觸這一理論以來，我越思考，越確信。 所以，請認真工作，熱烈生活，但別把自己看得太重。在這場你專屬的模擬人生遊戲中，盡情活出你的高光時刻吧。
（以上摘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幣安人生: 幸運、韌性與保護用戶的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