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明星的潮汕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爆紅，催淚神片還是統戰工具？

歷史學者王賡武曾說，僑批不是金融制度，而是社會制度。

這句話或許最能解釋《給阿嬤的情書》為何如此動人。電影裡反覆出現的「有情有義」，其實不是抽象的家國情懷，而是一群歷史上沒有名字的人，用笨拙卻堅持的方式，讓彼此不要失去彼此。

在長期由普通話與北方城市主導的中國影視市場裡，這樣一部電影能誕生，本身已經難得。沒有明星，幾乎全程使用潮汕方言，背後依靠的不只是導演個人的才華，也是潮汕地方社會長期自下而上的文化積累。

中國創作者的兩難

但同時，這樣的故事能夠被講述出來，也意味著它必然只能呈現部份真實。

電影沒有回答，為什麼男主角與家人失聯數十年；沒有回答那些橫跨中國與東南亞的聯繫，如何在冷戰、政治運動與文革年代被切斷；也沒有回答在政治運動年代，「海外關係」如何從可能招來災禍的風險，轉變成被國家鼓勵與利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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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給阿嬤的情書》花了2個小時描繪這條通道，那麼通道兩端發生了什麼，以及造成通道斷裂的力量，卻幾乎沒有出現。

這並不完全是導演的責任，更是當代中國公共表達的一種結構性限制。當創作者希望講出一部份事實、保存一部份記憶時，常常必須接受另一部份的記憶被迫沉默。

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敘事與審查機制始終存在的環境裡，民間的真誠表達經常面臨這樣的兩難：如果不講述，記憶可能消失；如果講述，它又可能被收編。

於是，當這些局部的生命經驗進入更大的敘事之後，它們既具有珍貴的保存價值，也可能被賦予原本不屬於它們的意義。

電影所講述的，原本是一群普通人如何跨越海洋維繫彼此的故事；但它最終又很容易被重新解釋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故事。

前者關心的是人與人的聯繫，後者關心的則是國家與民族的延續。兩者並非毫無關聯，卻並不相同。

地方記憶被國家收編

國台辦發言人一度引用《給阿嬤的情書》，提到兩岸觀眾之所以同樣被感動，正是因為「同文同種、同根同源」。這並不意外。電影的創作本身可能並不存在統戰意圖，但它所呈現的那條通道，本來就是一塊極具吸引力的敘事資源，幾乎必然被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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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誰有權解釋這條通道？誰有權定義這段歷史？又是誰有權決定，這些離散者究竟屬於哪一個故事？

如果從今天的眼光回望歷史，我們很容易把下南洋理解成「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故事。但事實上，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移民，未必如此理解自己。

他們說潮州話、客家話、福建話，認同的是鄉里、宗族與方言群；他們在暹羅、馬來亞、後來的新加坡建立新的生活，也逐漸成為當地社會的一部份。他們與中國保持聯繫，但並不因此只是中國的延伸。

這也是王賡武一生反覆提醒我們的事：海外華人史不應被理解為中國歷史的海外篇章，而應被理解為一段跨越國界、跨越文化與跨越政治共同體的歷史。

那些由移民建立起來的連結，不只是把故鄉帶到異鄉，也在漫長的時間裡塑造了新的社會、新的文化與新的身分認同。

重新定義華人離散史

然而，21世紀的大規模中國移民潮，又讓這個問題出現了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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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加坡與季風帶書店創辦人林韋地討論時，他提到，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擁有統一語言、統一教育體系、巨大市場與媒體影響力的中國，開始向全球輸出數量龐大的移民人口。

東京、曼谷、溫哥華、紐約等地的華語社群，都正經歷變化。普通話新移民與上一代操著不同方言的華人移民相遇，中國帶來的文化影響力與在地華人社會既有的歷史傳統彼此交織，也彼此競逐。

因此，關於僑批、下南洋與華人離散史的爭論，最終其實不只是歷史之爭，也是未來之爭。因為我們如何理解那條通道，也將決定我們如何理解今天的華語世界。

這或許正是《給阿嬤的情書》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問題：建立通道的人，未必擁有解釋通道的權力；但通道最終通向哪裡，仍然有待我們共同回答。

（雜誌原標題為：方言電影爆紅背後，誰有權定義記憶？／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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