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早上坐在咖啡廳讀文獻，是我的理想生活。」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黃彥婷，在一場「傑出女科學家經驗分享」的社課上表示。
黃彥婷是2025年第十八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新秀獎」得主，她的研究領域為「大尺度大氣環流」，她提出重大發現：大氣中生命期小於兩周的空氣污染物，透過反射太陽光影響海洋，對氣候影響會長達數十年，人類不能低估空汚的影響力。
除了科學家這個身份，黃彥婷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以「媽媽科學家」形容自己。因為在工作和母職之間奔忙，於是「週六早上坐在咖啡廳看文獻」這樣的生活，顯得理想且奢侈。
回顧過往的人生經歷，黃彥婷想不起有哪個明確的時刻，讓她下定決心要成為科學家。但黃彥婷從小就對「自然」充滿興趣，常常會觀察天空中雲的變化。
因為熱愛自然，黃彥婷大學選擇就讀臺大物理系。大三那年，黃彥婷遇見了「大氣動力學」，覺得非常符合自己喜歡的應用物理——而這，也開啟了黃彥婷的留學與科研之路。
學術初體驗：錯的不是我
大學畢業後，黃彥婷進入美國華盛頓大學進修，她接觸的第一個研究題目，就是一道難題——重製美國氣象學家Isaac M. Held研究論文中的一張圖。
「我下載了一模一樣的資料，但畫出來的圖就是跟文章裡面的不一樣。」科學之所以可信，在於其可重複性——同一實驗或數據分析，無論由誰操作，理論上都應得到相同的結果。
「這件事情卡了我一兩年，然後我就去聯絡他，他的態度對我影響很大。」黃彥婷回憶，Isaac M. Held收到郵件後回應：「真有趣！我們一起來研究發生了什麼事。」最後的結論是——算錯的人其實是Isaac M. Held的共同作者。也因此，黃彥婷學術生涯的起點，是一篇「更正啟事」。
這個過程深深打動了黃彥婷，「科學不是一個人的創作，而是大家在共同的道路上推進知識。那樣的過程讓我覺得，這是一件我能投入、也願意去做的事。」
研究之外，黃彥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著科學的浪漫。出國唸書的第一年，她每天都會替上學路上的那排樹拍一張照，記錄它們隨季節變化的模樣，「這是我自己的開心。」她笑著說。
當了媽媽，還能繼續追夢嗎？「別還沒開始，就先退出。」
很多職場女性不敢生小孩，擔心會影響自己的職涯，黃彥婷也曾有過這樣的擔憂，「我很想當媽媽，但也非常害怕，生了小孩之後，我的腦袋會變得不一樣。」
先說結論：當媽媽，是黃彥婷人生中最棒的禮物——從工作的角度來看，也讓她開始更認真地思考，該如何管理時間。
「以前總想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結果每件事都變成無底洞。當了媽媽之後，我會非常清楚地知道，今天能有多少時間用在工作上。從長遠來看，這其實對我的研究是好事。它迫使我做出很多決定和選擇，知道什麼地方更值得突破。」
黃彥婷特別提到：臉書前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挺身而進》中提出的觀念：「別還沒開始，就先退出。」（"Don’t leave before you leave, stay in."）徹底改變了她對工作安排和未來選擇的看法。
懷孕期間，黃彥婷收到一封邀請信，邀請她擔任某個年會的科學委員，然而年會的時間恰好落在她的預產期。一方面，這場年會對黃彥婷未來的學術生涯大有助益；另一方面，彼時她剛懷孕，未來仍有諸多不確定性。
桑德伯格在演講中提到，女生常會預設自己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因此在工作中不敢主動爭取升遷機會。除非真的不想做，否則若因為假設性的困難而放棄，實在太可惜了。“Don’t leave before you leave, stay in.”「我就覺得，先答應再說吧。」
還有一次，黃彥婷得知國科會正在推動「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與「哥倫布計畫」，以幫助年輕學者成長。當時她已經懷孕33週，距離生產不到兩個月——要不要申請一個這麼大的計畫呢？
「我真的是挺著肚子去寫這個計畫的。當時也會猶豫，小孩這麼小，我真的要做這麼大的計畫嗎？但是，每當職涯上出現猶豫，我就會回去重聽桑德伯格的演講。」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兩次的選擇，結局都是好的。但對當時的黃彥婷來說，「工作」和「母職」之間確實有一堵無形的高牆。成為母親以後，黃彥婷更加體悟到，「從短期來看，生孩子真是超級無敵大的敵人，坐月子的當下都覺得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如果把時間軸拉長，我覺得（工作和母職）兩種經驗同等深刻。」
所以保持熱情也很重要，「把時間軸拉長，你把時間花在對的地方，或許走得比較慢，但終究會走到目的地。孩子會長大，父母的保鮮期只有短短10幾年，但工作卻是一條幾十年的長路。」
因此她也提出，與其著眼於性別，不如思考一個更有建設性的問題：如何讓職場變得更友善？
問題不是要不要當媽媽，而是職場能不能更友善
為什麼會稱自己為「媽媽科學家」？
黃彥婷坦言，曾經很不希望在工作場域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媽媽。因為她希望在工作的時候，完全展現出專業的一面；當媽媽的時候，可以不要去想研究的事。但事實是，這兩個身份無法被切分。
疫情期間是黃彥婷最痛苦的時候，因為那時不能托嬰。因此，開視訊會議時，背景會有小孩在哭；和學生討論的時候，要同時把食物放到電鍋與烤箱⋯⋯但即使在疫後，小孩生病時，還是無法去開會；有重要工作的時候，也無法陪小孩參加活動。
最終，黃彥婷讓「媽媽」與「科學家」這兩個「互斥」的身份達成了和解。「因為事實是，我人只有一個，這些角色會交替。」有一天，她將自己的Facebook封面更新為與小孩的合照，「就是那一天，我說我已經當了『媽媽科學家』三年，可是我今天才接受了這樣一個角色。」
也因此，黃彥婷對於「友善職場」才有更深感觸。她認為不論性別為何，整個職場環境應該對有孩子的工作者更加友善，例如「彈性的工作時間」就十分重要。
黃彥婷強調，不要因為對方是媽媽，就預設她可能沒空或不要麻煩她，這樣反而增加了差異與鴻溝。其實媽媽們不是不願意工作，只是「工作」的時間有可能會發生在「跟大家不一樣」的時間。例如，黃彥婷就常常會在半夜或清晨工作。
「性別是一道光譜，科學家也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樣貌。正因如此，做決策的人應該理解，有孩子的父母，其實要的並不多，最關鍵的，就是時間的彈性。」
（本文轉載自Cheers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