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中全國大專校校長會議起，國科會主委吳誠文頻頻發言，指出台灣科技產業已居全球領先地位，肩有研究重責的大學，卻還停留在以量化指標來衡量知識的階段。延燒一週後，吳誠文致歉收尾。
但其實簡化數字管理所致的研究弊端，已長年備受批評，如今更直指核心的論題是：現階段台灣學術研究環境的需求究竟是什麼？應該如何著手？
清華大學前校長、國科會前副主委賀陳弘接受《天下》專訪，不僅在過去8年校長任期推動重大選才育才改革，從多元入學到籌設半導體學院，卸任後被邀回全國校長會議、高教改革論壇演講。
對建設下一輪台灣研究發展的盛世，他有何解方？以下為專訪紀要：
（相關系列報導：前科技部長陳良基談台灣科技研究政策）
知識沒有價值高低，只有時間差
回應簡化評量指標的議題，要先釐清不同類型知識的價值。
林語堂曾被問到喜歡中餐還是西餐，他回答，「菜只有兩種：好吃的與不好吃的，」知識也是如此。知識分布在一個連續體上，一端是極致的應用，一端是抽象的無用，各有其分、各安其位。
目前學界憂心的是，當政策天平過度傾向實用端，會忽略了基礎研究「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的力量。所謂大用到底是什麼意思?
回顧人類科技史，重大的產業突破往往源於純粹的好奇心，當時沒有人能預見後續的應用。
林本堅院士利用浸潤式微影技術，讓台積電立於領先地位，但其原理早在百年前就被發現，折射原理更在千年前就被提出。
近期總統宣示台灣要養出更多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相同道理。諾獎得獎者多數都是基於可能二、三十年前的研究，而不是近兩、三年的成果。
出於好奇或創造知識的動機所產生的新知識，與後來所謂的實用性，往往不是當時可以完全預見的，這之中存在時間差。
因為時間差，對於較具急迫性的經濟政策或是國家發展來說，可能會緩不濟急，所以資源配置往往有輕重、有取捨，這沒有對錯，但是千萬不能因此偏食或因噎廢食。
推動質化需要注意什麼？避免小圈圈近身評量
因為評量指標會影響資源分配，我們需要更精緻成熟的方式。
這就回應到近期各界對量化取向的批評，根本原因是評量技術不成熟所致。過去台灣學術傳統不夠深、社群不夠成熟，為求公平而採取論件計酬的簡化計量。
即使是實用技術的研究，若評量機制依然簡化，例如只看產學合作經費金額，仍會掉入同一個陷阱。對產業位置、未來性、知識跨越性的判斷依然缺位，流弊不會比現在少。
不能光看量化，就要重視質化評論，首先就得正視近身評量的弊病。
台灣大學多、各學門圈子小，評量常陷於少數幾個人的恩怨情仇。所以必須強化外部性與評量的量體，建立客觀性後，才能發揮主觀判斷的效果，讓專業判斷與量化數據得以並行。
這好比奧運體操比賽，雖然有動作點數的客觀指標，但最終金牌的歸屬，還需裁判專業的美學判斷。
8成經費流向產業界，正視資源懸殊的現實
縱觀國際一流大學數據，台灣人均資源，約僅有美、日、中等國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我們常羨慕日本穩健的基礎研究，能產出眾多諾貝爾獎得主，卻忽略了資源投入的巨大差異。
回到台灣內部資源分配，R&D經費（研發經費）佔GDP比例雖高，但八成投注在產業界，且高度集中於單一龍頭企業。相對而言，學界分到的資源極其稀薄。
長年研究資源不足，使得制度面跟文化面已遭受扭曲，並非今天資源到位， 明年就脫胎換骨，而是需要時間復健，甚至需要再適應新的運動強度，這需要一段時間。但是，如果不起頭，慢性病只會愈拖愈不好，所以終究要從現在開始 。
除了道德喊話或抱怨以外，如果考量到目前公共資源高度依賴政府，在其他優先政策夾擊下，資源難以挪移，我認為是當務之急是擴大研究資源。
我建議參考健保特別捐的模式，建立「高教特別捐」。具體做法可以是針對大型科技公司，在證券交易中提取極小比例，如 0.1%，作為特別捐。
這不僅能避開對中小企業的打擊，且主要由受益於台灣科技成長的國內外投資者承擔。每天上億的交易量，一年可穩定挹注1、200億資源，遠比現有的高教深耕計劃更具規模。
台灣的科技產業，特別是護國神山台積電，其核心人才有九成都是由台灣高教系統培養出來的。大家可能不會否認，在研究上我們還距離先進國家有一段距離，但若論培育人才，台灣的大學已經交出100分的考卷。
產業既是研究的最大受益者，可以適當撥出資源來投資高教，其實許多公司歷經二、三代發展，現在很也希望回饋研究。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希望這樣的討論可以拋磚引玉，為台灣未來發展凝聚共識。
（責任編輯：趙珮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