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他被宣告生命就剩下3到5年。
到2026年3月，他就會抵達3年門檻。
事情發生在58歲那一年，住在紐約公寓裡的卡希爾（Brian Cahill）睡了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午覺。
從午睡中醒來，背部突然傳來一陣劇痛，他隨即癱倒在地，無法動彈。
卡希爾說，「如果疼痛等級是1到10分，那大概是20分。」
熟悉急難守則的他，匍匐爬向大門解鎖，以防痛到真的需要叫救護車。最後，在凌晨3點左右，他撥打了911。在急診室裡，醫生給了他幾顆鎮靜劑，開了物理治療的處方箋便讓他回家了。
不到3週後，他又搭了一次救護車。這一次，醫生查明疼痛的根源。卡希爾脊椎骨塌陷，必須立即動手術，病因是：攝護腺癌，而且癌細胞已轉移到脊椎、髖部和肋骨。
根據衛福部網站，攝護腺癌加速成為台灣男性健康的隱形殺手。2022年確診個案突破9000大關，21%的年成長率高居所有癌症之首。回顧過去十年，死亡率也悄然攀升44%。
然而，愈早攔截，愈有機會擁抱完整的生命。因為攝護腺癌通常病程緩慢，許多患者甚至能與之共存。
只是卡希爾是個例外。骨科醫生宣布即便接受最好的治療，卡希爾預期壽命也僅剩3到5年。
「我本來過著大好人生」，卡希爾說。
新藥夢碎，患者的最深恐懼
在紐約擁有一份不錯的媒體顧問工作，體能極佳，健身時，腿推可以達230公斤。熱愛音樂劇、愛跟朋友搞笑、愛找陌生人搭話閒談，魔性笑聲辨識度極高。
但當被醫生宣判生命終點，幾款具潛力的新藥又因為川普政府凍結研究經費導致進行中的臨床試驗戛然而止，卡希爾說，「你問我恐懼什麼，這就是我最恐懼的事。」
卡希爾不是公眾人物，卻因為優雅的告別計畫，成為《紐約時報》筆下「如何謝幕的生命典範」。
確診後，卡希爾彷彿進入了「專案模式」。卡希爾的第一位主治醫師、諾斯威爾癌症中心實體腫瘤科主任曹哲凱說，「他從來沒有問『為什麼是我』，他總是說，『好，醫生，我得了癌症。我想盡我所能讓自己好轉，告訴我該怎麼做。』」
他拉了試算表，詳列就診紀錄、藥品與主治醫師名單。身為家中6個孩子的老大，他向來是提供肩膀的那個人，現在，他招募親友協助照護。他決定，對抗癌症將是一場「集體行動」。
曹哲凱醫師說，卡希爾總是有人陪著回診，也有人透過手機視訊遠距陪著他。「有時候，親友會問出他沒想到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往往很關鍵，」曹哲凱說。
卡希爾也辭掉了那份顧問工作，完全退休，並申請補助以及尋求理財建議。
他說，「我正直接面對自己的死亡，做簡報大概是我這輩子現在最無關緊要的事了。」
隨著時間流逝，卡希爾在紐約的生活變得愈來愈艱難，光是撐著助行器打開大樓大門就像場戰鬥。他意識到，若想活下去，他需要更多支援。他開始尋找安養機構，希望能提供從獨立生活到臨終關懷的一站式照護。
但他旋即發現，紐約市附近任何一家機構的費用都遠超他的負擔。在探望父母期間，他有了離開紐約的念頭。辛辛那提的一家新機構費用僅需紐約的一小部分，而且他還能就近照顧父母。在此之前，他的許多選擇都是被動的，由癌症或療法替他決定。但現在，選擇權在他手中。
但離開，意味著要告別他在紐約建立的生活、朋友與劇場。他在醫療椅上哭了好幾個小時後，起身，開始著手處理搬遷事宜。
每一天都當作人生的最後一天
他決定在一月底搬遷的日子，然後開始填滿剩下的每一天，與朋友聚會、看舞台劇，他穿著睡衣在雪地上揮動手臂畫出「雪天使」，他在跨年夜推著助行器穿過紐約時報廣場。他最後一次向紐約的醫生道別，並往返辛辛那提與新醫療團隊對接。
當他坐著車駛離紐約，裝藥的容器足足有一個小魚缸那麼大。
「善終」或許就是這樣：在人生的盡頭，你做好了準備，建立深厚的情誼，並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來過。
卡希爾說，「我很清楚知道，未來的某個時刻，我會躺在床上，人們過來跟我告別。當我想到他們會難過，我也很心痛，但這就是愛的本質。」
他提到祖母的葬禮。卡希爾說，「當我去參加祖母葬禮時，那座大教堂竟然擠得水洩不通。我想著，這位大半輩子活動範圍只有幾公里的女性，竟然觸動了這麼多人。我覺得那真的很美好——你可以是一個平凡的人，過著平凡的生活，卻能影響這麼多人。」
「所以當我走的時候，如果有一屋子的人在那裡又哭又笑地哀悼，從某種奇妙的角度來看，那也算是一種挺不錯的成就。」
「我只希望他們能識相點，帶一杯調酒和一瓶義大利紅葡萄酒過來，」語畢，卡希爾再度發出招牌的魔性笑聲。
（資料來源：NYT, 衛生福利部,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