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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台韓半導體業共同風險 韓國東亞研究院院長孫洌:我們要合作

親中親美都有風險,韓國與台灣正面臨同樣的經貿難題。《天下》專訪韓國東亞研究院院長孫洌,針對三大風險提出台韓合作的可能性:友岸外包的國家,可以集體與美國談判。

孫洌-韓國-中美脫鉤-中美去風險化-中美貿易戰-美國保護主義 韓國東亞研究院院長孫洌。圖片來源:王建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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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一向是台灣肉搏的經濟對手,但沒想到有一天,兩國面對的經貿風險,有可能讓台韓靠近。

和台灣一樣,同樣站在美中競爭第一線的韓國,過去幾年,最大的貿易伙伴已悄悄從中國換成美國。

「我們不只面對中國風險,還有來自美國的風險,」一頭灰白髮、韓國重要戰略研究所東亞研究院院長孫洌,用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坐在台北的飯店,說起眼前的壓力。

【小檔案】孫洌

  • 現職/韓國東亞研究院院長、延世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
  • 經歷/韓國國際研究學會(KAIS)主席、韓國外交部與貿易部等部會諮詢委員
  • 學歷/韓國首爾大學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孫洌不但是韓國外交部的顧問,也擔任過貿易部的諮詢委員。趁著他來台參加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第二屆年會的空檔,《天下》與他聊了韓國經濟的關鍵變化,他不但帶來第一手的韓國經濟評估,更透露台韓可以合作的方向。以下是獨家專訪紀要:


單看貿易數據,韓國、日本和台灣,受中美貿易戰帶來的影響並不算太大,但除了數字,我更關注美中戰略競爭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

東亞經濟發展最初是由日本帶頭,接著擴散到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以及隨後的東南亞,中國也從這樣的全球化紅利中獲益。

但今天,韓國正面臨全新的三個風險。

依賴中美都帶來風險

第一,不對稱經濟,依賴中國帶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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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韓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高於中國對韓國的依賴程度。

當美國在韓國美軍基地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 (THAAD),中國因此利用經濟相互依賴作為「武器」,迫使韓國改變外交政策,這帶給我們很大的教訓。

面對經濟不對稱,過去兩、三年,韓國已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有所減少,美國目前也成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這樣的結果,背後有不同因素推動,除了多元化佈局,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限制韓國貨物的進口、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提升,還有美國吸引韓國到美國本土投資,而這也關係到第二道風險。

第二,美國一樣也成為風險,特別是川普上任後加速的貿易保護主義。

在川普任上,韓國曾被迫重新談判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以保護美國的卡車業者。甚至,川普為了保護美國的鋁業和鋼鐵業,動用國家安全條款,看起來目標針對中國,但包括韓國、加拿大在內的國家,都受到了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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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來自中國和美國的風險,更不用提,在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中,還有美中戰略競爭風險,這對韓國仰賴的半導體產業,影響特別深遠,台灣也面臨相似的壓力。

孫洌進一步點出台韓半導體共同的風險,他說「我們需要與志同道合、處於類似風險的國家合作。」(王建棟攝)

台韓半導體產業都面臨壓力

在過去,韓國業者多半擔心被中國半導體業者追趕,但就在美國端出「芯片與科學法案」後,韓國企業除了被迫接受美國政府的補貼,也同時被美國政府限制赴中投資。業者因此擔心,會不會被削弱競爭力?這不是韓國過去熟悉的市場風險。

面對這三道風險,當下,與美國合作仍是最實際的方法。

例如,在記憶體晶片上,透過雙邊談判,美國最後放寬了對韓國的限制。此外,在「降低通膨法案」中,韓國汽車廠仍可使用中國原材料,這也是與美國協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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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需要與志同道合、處於類似風險的國家合作,比如跟日本、澳洲,還有台灣。從歐盟的例子來看,他們透過法規,集體抵制來自中國的潛在經濟脅迫。

台灣也許不能像韓國與日本、或韓國與美國那樣,建立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來應對經濟脅迫,但台灣可以考慮建立早期預警機制,和友好國家交換資訊,我認為,韓國政府也正在考慮這一點。

此外,從美國最新的政策走向來看,已不只關注晶片的先進製程,還開始把範圍擴大到傳統晶片,這意味著那堵牆變得更高、更寬,如果中國因此開發創新技術,韓國勢必首當其衝。

這樣的政策,其實不應該由華府單方面決定。事實上,被列為「友岸外包」的國家,在進行多邊論壇時,都可以相互討論、集體制定規範框架,而這也正是台灣與韓國可以合作的方向。


【美方觀點】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執行副會長威爾斯(Michael Wills):科技戰下波重點是資料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執行副會長威爾斯。(王建棟攝)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從事亞洲戰略研究已持續超過20年,每年都在關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大問題。最近,我們特別關注在美中競爭之下,包含台灣在內的亞洲政府和企業,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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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發現,中美貿易戰5年之後,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亞洲經濟完成「去風險化」(de-risk),也就是俗稱的中美經濟「脫鉤」。

為什麼?因為要維持經濟成長,亞洲不得不持續跟中國進行貿易往來。

舉例來說,我們從日本的研究中發現, 2010 年,日本有9成的稀土都從中國進口,儘管兩國一度發生外交爭議(編按:指當年發生的中日釣魚台衝突),迫使日本必須尋找其他稀土來源,但問題是,中國稀土的價格仍然便宜,也因此,日本最近對中國稀土的進口佔比又回升。

類似這樣的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緊張關係,至少在未來5到10年仍會繼續存在。

甚至要注意的是,無論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最終也會被「美中競爭」所主導。

我了解亞洲企業會抱怨美國政策細節不夠清楚,對經營帶來很大的挑戰。但美中競爭的戰略框架已經確立,美國兩大政黨都認同要延緩中國的發展(dela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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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美國兩黨對貿易政策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

就我了解,亞洲希望美國能更積極地參與這個區域的經濟、提供更多的貿易支持。然而,美國目前面對的國內政治環境,很難讓白宮在亞洲推動強有力的貿易政策。不論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邊的支持者都認為,美國遭遇的經濟問題,主要來自對亞洲的貿易協議,多半不利於美國。

我預期在未來,美國為了減少關鍵產品或服務對中國的依賴,會推出更多類似「晶片與科學法案」及「降低通膨法案」的政策。這些新措施,也很有可能環繞著盟友和伙伴來設計。

哪些領域會成為美國下一個關注點?

除了與國安有關的晶片、深度機器學習和量子計算外,未來一、兩年內,可能有更多關於生物科技、製藥和人工智慧的討論。這些新領域的共同點都是「資料」(data),也是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

面對這樣的貿易新局,亞洲政府能做的,就是要持續與華府溝通,不斷表達自身訴求。至於美國是否會聽取建議?不要忽略了各種可能性。

(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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