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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繁花》看中國 「高人解厄」幻想

【獨立評論專欄】陸劇《繁花》爆紅,在於「高人解厄」撫平人民的無奈, 但成熟的公民社會,為何不該期待高人愈多愈好?

《繁花》-胡歌-公民社會-法治-人治-李明軒 圖片來源:取自《繁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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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作家金宇澄原著小說,並由香港名導王家衛執導、監製的電視劇《繁花》,在中國大陸引起熱烈收視與討論。

《繁花》的劇情,以胡歌飾演的資本家兼貿易商阿寶為主軸展開,帶領觀眾一窺1980、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上海與深圳股市的熱潮。

見識中國打開貿易大門後,由百貨商場點燃的時尚成衣大戰,帶動江南沿海省份的製造業生產,從而奠定了往後30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並呈現從社會主義初轉至市場經濟時,全民不再談政治、全力瘋賺錢的氛圍。

人治社會下的無奈

仔細琢磨《繁花》成功之處,除了藝術表現上的獨到,故事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人治」特色,觸到人們心中最深層的嚮往。

故事中的角色,在工作、事業或生活遇到困難,看似被逼到絕路,勾起觀眾對自身生活的投射,產生無語問蒼天的絕望感,但最後總是會有「高人」及時出現。

這個高人有錦囊妙計或是坐擁通天人脈,可以直通關鍵人物,一通電話、一個會面,就解決了看似無法處理的絕境。類似的橋段,在過去許多經典的陸劇也常常可以見到,人民的委屈碰上高人扭轉情勢,讓觀眾拍案叫絕、大力稱快。

中國社會「人治」的特色,讓身邊是否存在「高人」相當重要。但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哪能處處存在?因此人民生活碰到困難,大多只能往心裡吞,藉由看電視電影,過過遇上高人的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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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人才有正義?

那有什麼辦法,讓人民的幸福感或是社會的公平正義,不需要總是得等高人出現才能實現?累積社會資本、建立一個法治的公民社會,是一個方法。

社會資本意指社會組成份子們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程度。在有足夠社會資本時,人民遵守法律、也尊重一些不成文的共識。

因為大家都遵守,本身自律程度較高,糾紛可以相對減少;就算有糾紛,也因為相信體制,較能夠在彼此尊重、信任的基礎上釐清孰是孰非、責任歸屬。

換言之,公民有法律、體制保障,不需要等待高人出現才能獲得公平的結果。法律就是高人、體制就是高人。

老牌西方民主社會,是最接近擁有豐富社會資本的公民社會。舉個例,在歐美社會排隊時,大多時候隊伍總是零零落落、相當放鬆,因為大家都不會插隊、也相信沒有人會插隊。

相反的,在公民精神較不成熟的社會,有些人想盡辦法插隊、有些人想盡辦法不被插隊,一絲空隙都不敢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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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是沒有紅綠燈、僅設置停止標誌的十字路口。在較成熟的社會中,人們會遵守規則依序停止、輪流通過;在公民精神比較不成熟的社會,沒有了紅綠燈的指引,停止標誌沒有實質作用,交通總是打結。

缺乏公民精神,人民的行為總是需要威權者指引,紛爭總是需要有權勢者出來排解。反之,在公民精神成熟的社會,不需要總是有威權者的存在,人們就可以依照法令或習俗自行解決。

台灣目前正漸漸從人治社會,轉型為法治的公民社會,社會資本也逐漸累積中。台灣人民守法的觀念愈來愈普遍,自律的能力也不斷提高。

期許不依賴「高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台灣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擴散,雙北進入三級警戒,當時國人展現高度的自律精神,彼此鼓勵度過難關。

而在各大網路論壇人氣最高的文章,往往都屬「道德評論」,包括受委屈的網民上網取暖討拍,或是路見不平的網民將事發經過放上網尋求公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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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為雖然有時過於嚴厲、造成社會對立,但卻也是揭弊、促進公民精神的一個重要因素。

再者,關說、特權、包庇等事件雖仍存在台灣社會,但是每一次的選舉都是選民檢驗政治人物的時機。

此次大選結果,執政的民進黨在國會選舉失利、掉了十席立委席次,輿論普遍認為就是選民對施政結果投下的不信任票。

告別威權、建立法治的公民社會,不全然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自發過程,不少社會都是經過持續抗爭,才結出公平正義的果實。

我們珍惜目前的進度,但還有更多省思與改革需要進行,也期許這個世界有愈來愈多人能夠生活在不需要高人相救的社會中。

(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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