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顧炎武到歐洲去，見到和他同時期的牛頓和笛卡兒，會發現歐洲的知識份子們在做學問的時候，用的是一種遙遠古典時代的語文——拉丁文。
雖然義大利語、法語等語言是源於拉丁語，但到了17世紀，在詞彙、句法等層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文言文則是基於先秦期間的口語發展出來的書面體。經過了千餘年的漢語變遷，當顧炎武小朋友學文言文時，和笛卡兒小朋友學拉丁文是差不多的情況：反覆念著陌生的文法，背誦陌生的詞彙，潛心學習一種長久以來智識圈用的語言。
換句話說，曾經，東亞和歐洲學童都得重新學習一門語言，才能拿到通往智識圈的門票。
這個做法背後有很多理由，理性、感性或實務的都有。比方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精簡、能與母語不同的人聯繫、能與傳統連結、能作為社會地位標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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