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的概念曾經受到當地領導人的推崇,認為亞洲政府紀律嚴謹,因此相較於頹廢的西方國家具備獨特經濟優勢。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樣的想法突然失去了說服力,「亞洲價值觀」的概念也逐漸被淘汰。現在,亞洲價值觀在繁榮的東亞地區更顯得搖搖欲墜。
在中國、日本、南韓和台灣,亞洲人對保守家庭生活的承諾正在瓦解。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開始選擇更放鬆、往往較孤獨、但男性主導程度較低的生活方式。
東亞人口佔全球五分之一。區域內社會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巨大影響,可能引發動盪並形塑數百萬人的生活。
這項轉變最早在日本浮現。1980年,日本至少育有一子的已婚夫妻家庭佔總家戶數的42%,單身族只佔20%。現在情勢已經逆轉。2020年,前者佔比僅25%,後者佔比則高達38%。有孩子的家庭佔比還在持續下降。
2022年,年齡介於18到34歲間的日本人中,有17%的日本男性和15%的女性表示他們不打算結婚。1980年代初期,這兩個數值分別只有2%和4%。與此同時,中國結婚對數創下歷史新低,只有十年前的一半。
從某些層面上來看,中、日、台、韓的年輕人正步上其他富裕國家的後塵。
1960到2010年間,歐洲結婚率腰斬,背後不少原因,正是現在造成東亞結婚率下降的因素。對許多人而言,婚姻似乎愈來愈不合時宜,且負擔不起。東亞整體而言,仍認為婚姻要符合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
高昂的房價也成為結婚成家的額外阻力。其他替代性家庭模式接受度愈來愈高。除了單身,有些人會選擇與長輩同住、未婚同居和同性伴侶關係。也有愈來愈多中產階級女性,為了專注在事業而選擇延後步入婚姻。
傳統價值觀讓女性在職場上並不好過。東亞女性教育程度在國際上名列前矛,女權整體表現卻差強人意,某些方面還在惡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對153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排名,中國排名從2006年的63下滑到2022年的102。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南韓的兩性薪資落差最大。
上述情境似曾相識,但有兩個特點,使得東亞的巨大社會變革具有獨特性並且令人擔憂。第一,非婚生子依然是禁忌。OECD國家中,40%的新生兒是非婚生子女。相形之下,日本、南韓和台灣的新生兒中,非婚生子女佔比不到5%(中國雖然未公布數據,但應該不會比其他東亞國家高)。
結果就是生育率急劇下降。南韓的生育率0.78,刷新全球紀錄。台灣的生育率只比南韓略高一點。日本和中國的生育率,僅略高於維持人口不變所需的一半。中國過去施行一胎化政策,使得人口問題更加嚴重。但即使沒有這項政策,相同的場景依舊會上演。中、日、台、韓四個東亞國家總人口數預計在2020到2075年間會減少28%。
第二個問題是,東亞政府的作為使情況雪上加霜。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提出唯一可以保證振興人口的政策:大規模移民。
政府回應生育率下滑的主要方式,都是通過經濟優惠措施來鼓勵民眾結婚,包括減稅和婚禮補貼。但這些政策成效甚微。南韓總統尹錫悅坦言,南韓在這些政策上基本上浪費了280兆韓元。更糟糕的是,他和中國、日本的政府領導人不顧民眾日益高漲的反對聲浪,還在強化這種保守的做法。
南韓前政府曾試著擴大提供給單親家庭和未婚伴侶的福利。尹錫悅終止了這些政策,並將低生育率歸咎於女性主義。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承諾重振儒家思想並逮捕同志權利運動人士。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也反對婚姻制度改革。即使多數選民希望開放同婚,政府仍不允許。
也不是毫無進展。最顯著的進步就是台灣近期採取的自由派路線。台灣同婚已經合法化,今年五月起更開放讓同性伴侶領養小孩。
然而,整體而言東亞仍夾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同時承受著兩者最糟糕的影響。東亞人民享有蔑視傳統家庭角色的自由,卻無法重新定義這些角色。這就是為什麼數百萬人索性選擇不婚不生。
政府應該努力完成這個嚴重失衡的社會變革。即使他們無法完全掌握變革走向,改變也並非一蹴可躋,但至少可以停止抵抗這樣的變化。
為了使家庭生活更有吸引力,政府應該著手處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並減低家庭生活的成本。例如:讓父親休育嬰假成為常態。他們應該和自己的國民一樣,突破異性婚姻的範疇,在法律上認可同居、同性戀和其他非傳統家庭關係,並為這些家庭提供與已婚夫妻同等的支持,特別是提供同等的育兒福利。
這些政策無法解決東亞人口結構問題,但對人口的正面影響會比現行政策來得大。更重要的是,它們將使數百萬人得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婦女和同性戀者。
東亞各國政府見證了有史以來最令人驚嘆的經濟繁盛期,現在他們應該關注國民的幸福和自由。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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