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去年數據顯示，中國人口數量60年來首次呈現下降，中國政府如今正在嘗試不同方法來提高出生率。現在，它特別針對一種習俗，也就是欲結婚的男性向未來親家支付「彩禮」的文化（在台灣稱聘金）。
這項古老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準新郎會向新娘的家人支付費用，以顯示他的誠意和財富。至今，彩禮在中國的一些地區仍普遍存在。
然而，這幾年來，新郎方支付的費用不斷創下歷史新高。根據《騰訊新聞》2020年全國彩禮情況調查，浙江省以18.3萬元人民幣（約80萬台幣），排行最高彩禮的省份，而全國平均也要7萬人民幣（約30.2萬台幣）左右。這對於2022年平均可支配所得僅3.6萬人民幣（約15萬台幣）的國家來說，是一筆吃不消的數字。
時代政策的後遺症
愈來愈令男方望而卻步的結婚費用，與一胎化政策的遺毒正在現形有關。
《紐約時報》一篇分析中國彩禮文化的報導指出，「在一胎化政策的40年裡，父母往往更喜歡生兒子，導致性別比例失衡，加劇了爭奪妻子的制度。」
這種不平衡，在農村地區尤為明顯——現在中國農村地區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900萬；許多農村婦女也更願意與城市的男性結婚，以獲得城市戶口，進而接觸更好的教育、住房和醫療。
這使得農村地區較貧窮的男性，必須支付更多費用才能結婚，因為傳統觀念下的女方家庭，希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然而，這樣的局勢使得男方家庭陷入更深的貧困之中。
「這破壞了很多家庭，」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Tong YuYing表示，「有些父母花光了所有的錢，甚至破產，只為給兒子找個老婆。」
官方介入打擊彩禮
在中國文化裡，生育與結婚必須掛鉤，因此愈少人結婚，就意味著國家將迎來愈少的新生兒。故從年初至今，中國政府已經多次出手打擊「彩禮」這項文化。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先是建議政府，研究限制昂貴彩禮的措施。中國一些省份開始針對未婚婦女舉辦實體規訓活動，像是數月前，中國東南部城鎮戴嘉堡村，辦了一場「適齡未婚女青年座談會」，希望在場的30位女性簽署一份公開承諾，拒絕高額彩禮。
另外，南昌市官員日前在一個巨大的體育場內，為100對同時結婚的新人舉辦了一場免費集體婚禮，宣傳的口號是「我們要幸福，不要彩禮」。
一些城鎮官員對彩禮設下上限，甚至直接介入家庭私下談判；九江市婦聯也發出倡議，「抵制高彩禮，倡導文明新風」。
針對彩禮，能緩解少子化嗎？
事實上，不用政府出面，許多人教育程度較高的中國人已經反思彩禮文化，將之視為父權制的遺跡。城市裡的人們認為，將女性視為出售給另一戶人家的財產，並不符合性別平權。
然而，政府的大動作還是招致了強烈批評，因為它強化了對女性的性別歧視與刻板印象。在這幾波針對彩禮上漲的宣傳中，中國官媒傾向將女性與女方家庭描繪成貪婪者，而非歸咎當初的一胎化政策，以及當地文化對於女性的枷鎖。
在農村地區，鄰居們可能會對要求低價彩禮的女人閒言閒語，質疑她們是否「有什麼問題」。
此外，當戴嘉堡的活動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後，許多中國人也質疑：為何當政府欲解決結婚率低的難題時，需要聽訓的對象只有女人？
專家學者們紛紛警告，糾結彩禮，想解少子化危機，是放錯重點；對女性施壓，甚至更與鼓勵婚育背道而馳。
「除非解決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否則幾乎不可能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陳飛年告訴《彭博》，「由於女性仍然被認為是主要的照顧者，生更多孩子的機會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香港科技大學人口政策專家斯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也告訴《Insider》，重點是需要反思導致結婚率如此低落的原因。
「如果女性感覺這件事對她的職業或生活來說是一個糟糕的行動，就會盡可能推遲它，」「這可能是社會中其他方面故障的徵兆。」
巴斯滕的所說的「社會其他方面故障」，是性別意識不足、高額的生活成本與房價、低薪與過勞文化等等，這些才是千禧世代中國人不願走入婚姻家庭的主因。
中國各地政府嘗試以三孩津貼、30天婚嫁等獎勵生育的措施來回應。然而，在一些方案上，又似乎經常往錯的方向努力。
今年，政府顧問提議開放未婚女性享有凍卵或人工生殖等服務，以提高該國的生育率。但當局仍強調，唯有走入婚姻者才能凍卵，因為單身女性凍卵「會顛覆傳統的生育觀念和家庭結構」。
（資料來源：Bloomberg, Insider, NYT, 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