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台人：我的同事是「笨蛋」，但我的障礙並不比她少

日本一開始也是以救貧思想面對身心障礙者，尤其面對精神障礙者更採取隔離政策，美其名是在機構進行治療，本質上是將他們從社會中排除。

1980年代後，受到世界潮流影響，日本開始轉變為協助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進而在2000年代推行身心障礙者雇用法規。

只是社會長期認為身心障礙者生產力低、會造成工作負擔，就算企業有義務雇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人士，多數還是會選擇障礙程度輕微的身障者，而非智能、精神障礙人士。

為此，2019年政府特別加重精神障礙者的雇用計算點數，也提供企業免費的諮詢服務，讓與身心障礙者共事的職員們能認識到，就算是重度障礙者，經過復健、培育，也能成為企業的即戰力。

我進入公司時，總務部門也有許多身心障礙者員工。事項交給他們，都能完美完成。

像是確認契約書內容的事項，粗枝大葉的人還不一定會發現錯誤，但聾啞同事會在每個段落貼上修正提醒，讓大家都感謝她細心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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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數年，完全沒感受到他們的身心障礙狀況對工作造成影響，反而因為他們的協助，才讓工作更順利完成。

外國人也像障礙者

現在的公司組織，身心障礙者分布在各個部門，其中更多是外表看不出來的智能與精神障礙者。

某次與一位年輕後輩合作時，只要我出一點差錯，他就會鉅細靡遺地向我上司報告。有次我忍不住對他發脾氣，問他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而要每件事都打小報告？

在旁邊聽到我發火的前輩，把我叫到旁邊告訴我：其實這位後輩是身心障礙者，無法辨識別人的名字和臉，我的臉他記不得，所以只能跟相處多年的上司談。

我對自己失控的情緒深感抱歉，跟上司一起到他的部門道歉。

後來讀了文件，才知道我這種發火的行為，也是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上常遇到的挫折。就算自身沒有惡意，但不經意的行為可能帶來困擾。例如因為沒跟同事打招呼，被誤認為無視對方，多次惹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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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跟一位同事一起整理文件，她突然問我：「你知道我是笨蛋嗎？」我嚇了一跳，但她說，自己真的是身心障礙雇用進來的。

我毫不猶豫地回她：「可是，你日文能力比我好，工作時的障礙比我少，能做的事比我多。如果我不是外國人的話，在日本就會被視為語言發展障礙吧！」

她哈哈大笑的同時，我也從自己的直覺反應中發現，其實像我這樣的外國人，遇到困境跟身心障礙者可能類似。

例如因為語言藩籬，我們有些事情無法做得像本國人一樣好，但有些地方勝過其他人，需要更多輔助和環境搭配，才能將自己的能力做最大發揮。

慶幸我周遭的環境，不會要求我撰寫對我來說很困難的行政報告書，反而希望我用外國人視角，對日本長照經營進行建言，讓我在職場上有一個容身之處。

在日本生活超過十年的我，覺得社會已漸淡化對外籍人士的歧視，轉變為好奇。這些變化讓我有勇氣說出「我是外國人，有時需要協助，但也能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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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印象也能同樣抹去，便可以讓他們也能自然求助、貢獻自己的能力，和健康人士同樣地過生活。

身心健康固然是理想狀況，但如果只因不健康就被排擠出社會，健康反而成為一種暴力。人人都可能會碰到老衰、殘疾的那一天，誰也不想就此被排除吧？

不隔離在外、不強制治療、不單靠身心障礙者自身的努力去融入社會，而是藉由營造環境，讓身心障礙者理所當然地身處在其中。

為達成這個目標，不只硬體的無障礙空間設計，政策、教育、職場等軟體系統改革，促進社會價值觀改變後，才能營造每個人都能自在生活的無障礙空間。（責任編輯：曹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