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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年初在加拿大蒙特婁閉幕。這次高峰會的重頭戲是要通過「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這份公約將設定2050年之前需要實現的4個長期目標，以及到2030年前需要實現的22個目標。除了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其永續利用目標外，重點之一就是該如何實踐——即資金和技術能力。
針對資金這件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跟英國智庫國際發展研究院（IIED）在大會開幕前，針對生物信用額度（biocredits）發布了一份報告「資助自然與人們的生物信用額度」（Biocredits to Finance Nature and People），指出新興的生物信用額度或可成為提供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的資金來源。
什麼是生物信用額度？其實跟碳權（carbon credit）有點類似，就是企業可以透過購買生物信用額度的方式，以資助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管理。這種量化和追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及成果的機制，如果精心設計，可將資金引導至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並直接支持由在地主導的行動，以確保原住民（IPs）與在地社區（LCs）能夠充分參與並實現該機制的好處。
「針對如何因應資助保育與復原自然的資金挑戰，生物信用額度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解方，這個工具還可以有意義地將資金移轉到在地社區跟原住民，他們正是生物多樣性最有功效的監護者，」IIED執行總監米歇爾（Tom Mitchell）說。
這份報告將生物信用額度分成三種類型：（一）保護或避免損失生物多樣性，（二）復原生態，（三）支持既有的生態保育的努力。一個生物多樣性的計劃當然可以全部涵蓋這三種類型，提供生物信用額度的「賣家」可以是公共土地的擁有者（政府）、私人土地擁有者、保育組織、專案開發商，甚至企業。
生物信用額度跟生物抵銷（biodiversity offsets）有所不同。簡單來說，信用額度是「正向」透過投資專案來推動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與管理；抵銷則是當所有緩解手段都已經窮盡時，企業再透過購買抵銷專案來彌補可能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損失。這跟「碳權」與「碳抵銷」的概念很類似，不同的是碳權或碳抵銷的衡量單位是二氧化碳，但生物信用額度衡量的是相互關聯性極高又複雜的生態系。目前，UNDP已經著手研擬一套指南，以確定何時使用生物多樣性抵銷是合適的。
新興工具，市場案例還不多
光是這樣，就可以知道生物信用額度的內涵相對複雜很多，全球也還沒有一套可以用來衡量生物信用額度專案的標準。目前，全球這樣的專案也還不多。
世界經濟論壇在2022年9月曾發表一份報告「生物信用額度：解鎖金融市場，創造正向自然結果」，提到了幾個例子。例如，紐西蘭的碳權專案開發商Ekos，在2022年7月協助賣方——紐西蘭北島的毛戈陶塔瑞山保護區，將其生物信用額度出售給買家——紐西蘭的企業Profile Group Limited，成為紐西蘭第一樁生物信用額度的買賣。
另一個則是哥倫比亞公司Terrasos，這家專門從事環境投資專案的構建和營運的B型企業，在哥國開創了拉丁美洲第一個棲息地銀行（habitat bank），這是一種必須在哥國環境部註冊和監督下的生物多樣性維護專案。成立於2013年，他們在拉丁美洲已經推出許多生物多樣性的專案，例如在其森林補償專案下，哥倫比亞能源公司Isagen與哥倫比亞公共自然遺產基金和哥倫比亞國家自然公園共同合作，以恢復亞里古伊斯山脈國家公園的4507公頃的林地；該專案還雇用國家公園成立前曾住在此地的居民，直接創造了75個工作機會。
目前，Terrasos在哥倫比亞三個省經營棲息地銀行，雖然沒有很多行銷，但截至2022年7月，Terrasos已售出約60個自願性生物信用額度，顯示市場確實有興趣。
如何定義跟量化生物信用額度的單位？
不論是哪一家公司跟哪一種做法，為了評估生物多樣性的「淨變化」，生物信用額度基本上有幾個要素：空間性（需連結到特定的地理區域）、時間性（在一定的期間內有效，因為生物多樣性會隨著時間變化）、基線（比較的基期）、額外性（生物多樣性因為此專案「額外」增加）等等。例如，Terrasos對自願性生物信用額度一個交易單位的定義，就是在至少10平方公尺的面積內，在30年對生物多樣性做出積極的貢獻。
聽起來仍是很模糊吧？這不意外，因爲這個機制還很年輕，還面臨了很多挑戰。光是該如何定義跟量化生物信用額度的單位，就是一個大問題。
在淨零排放中是用每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來當做碳足跡的標準衡量單位，但在生物信用額度中的每個單位，該如何定義跟量化？上述提到的組織，都採用空間量化指標，例如每公頃或10平方公尺的地塊，時間效期則可能從10到20年不等。
重要的是，這些指標必須足夠靈活，因為隨著我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不斷進步，加上不同公約或規範的調整，例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瀕臨滅絕物種紅色清單，衡量生物信用額度的指標，也得具備與時俱進的調整彈性。
一籃子指標，具備調整彈性
目前主要的做法是「一籃子指標」，將不同的變項（例如各種生物多樣性指標、IUCN紅色清單、碳儲存指標等）彙總成一個指數。這讓指標的量化有了靈活度，相同的方法可以適用於各種生態體系。不過，需要深入了解當地生態系統才能決定納入哪些指標是有效的，因此也意味跟IPs與LCs合作的必要性。
為確保生物信用額度專案為生態系統和人類帶來經濟和環境效益，就必須確保這樣的努力能為社區和生態系統創造出額外的價值。該份報告將「額外性」的定義放寬，包括但不限於「增加對既有保育工作的資金」、「強化相關機構、組織和利害關係人的力量」、「改變經濟補償的分配方式，以支持最有效管理生物多樣性的人或受影響最大的人，例如IPs和LCs。」
為了衡量額外性，就需要設定基線，包括生物多樣性數據（一個或多個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當前狀態）和社會經濟數據（分類的家庭收入數據）。基線數據可以來自多個來源，包括科學的地理資訊或是IPs和LCs的人文知識和記錄。這些數據將成為衡量生物信用額度專案增值的參照點，並用來評估生物信用額度的價格。因此如何確認這些數據的正確性，並評估之後的「額外性」，也是一大挑戰。
例如，有些專案是用跟管理站位在同一地理區域內、且與跟管理站規模大小相似的參照點，來持續追蹤「額外性」。這確保生物多樣性指標的變化，是因為該專案的投入，而非一些外部因素，例如降雨模式的變化或極端天氣事件。
而在有些專案中，如果該地點一開始的生物多樣性就相對完好，那麼就不需要改善生物多樣性來創造生物信用額度。在這種情況下，「額外性」就來自生物多樣性管理方面的改善，例如增加對該地區的資助、增加更具包容性的管理工作，或減少對該地區的威脅。
價格則是另一個問題。以碳權市場來看，因為有政府監管的強制性碳權市場，因此自願性碳權市場上的交易至少還有一個參考價格。但生物信用額度不存在強制性市場，單純只有自願性市場，因此價格該如何制定？
Terrasos的執行長薩米恩多（Mariana Sarmiento）曾在媒體投書舉例，他們的生物信用額度每單位是30歐元（約960台幣），這包括了執行與監控保育措施的總體成本，例如技術、財務與法務等相關的管理，以及跟地主的誘因與補償。每個單位只能出售一次，不能重複販售，價格當然也會因為不同專案而也有所差異。
會淪為企業漂綠的手法？
除了這些「技術性」問題之外，生物信用額度面臨的另一個更大的挑戰則是：這會不會跟碳權一樣，變成企業漂綠的手法？意即，企業不思考改善本身的營運方式來維護生物多樣性，而是透過購買這樣的額度來達成永續報告書的數字目標或DJSI的指標，但一切做法仍照舊。在蒙特婁的生物多樣性高峰會舉辦期間，很多環團跟上街表達意見的民眾，手上高舉著「Stop The Same」（改變現狀）的標語，可說是對生物信用額度這樣的機制，最直接也最有殺傷力的質疑。
但薩米恩多提出另一種不同的觀點。她表示，自願性碳權市場極其複雜多樣，估計有170種不同類型的合格項目。此外，碳是一種無形資產，與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相反，碳權的積極影響可能難以衡量和正確傳達，因此碳權專案的真實性很容易被質疑。
相較之下，生物信用額度市場因為才剛誕生，還沒有很多專案，而且這種專案的標的物因為可以與特定物種連結，反而更加容易衡量。例如，哥倫比亞的Bosque de Niebla-El Globo棲息地銀行，是黃耳鸚鵡和眼鏡熊這兩種安地斯山脈特有與瀕危物種的家園，Terrasos的生物信用額度專案覆蓋了345公頃的脆弱生態系統，保護了154種植物、21種哺乳動物、154種鳥類和16處泉水。
她坦言，目前通過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及其核心碳原則等做法，一方面是提高誠信度，並回應監管審查的要求，都證明自願性碳市場自成立以來就缺乏透明度。這是生物信用額度市場必須避免的最大錯誤。
因此，作為自然恢復和保護的機制，生物信用額度的做法跟訂價都必須透明。開發商還應在專案開始時，就讓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在地社區加入，並向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支付公平的價格，確保這是一個包容的、以結果為導向的市場。
「作為自然資產家族中最新的兄弟姐妹，生物信用額度有機會從碳同行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從一開始就做好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生物多樣性對氣候行動至關重要——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薩米恩多說。
（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