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7年前，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就提出警告，全球將發生一場大流行病，但當時沒多少人真正在意，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如今隨著疫情趨緩，大眾注意力逐漸轉移之際，蓋茲出版新書《如何避免下一場大流行病》，再次大聲疾呼，正視大流行病預防的重要性。
比爾蓋茲在新書中提出具體建議，世界衛生組織（WHO）應增加25%的預算，每年投入大約10億美元（約300億台幣），招募3000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防疫小組，運用有效的疾病監測系統與科技，及早發現疫情，提出因應對策。
我們更了解如何應對新冠病毒，迅速開發出疫苗和治療藥物，但我們真的做好萬全準備，應付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嗎？
過去2年多，世界局勢發生劇烈變化，烏俄戰爭爆發、通膨上漲，這些危機將如何衝擊全球公衛體系，增加大流行病發生的風險？以下整理蓋茲近期接受媒體訪談以及新書精彩內容。
2015年，我在TED演講時曾說過：未來幾十年裡，如果有任何東西能殺死上千萬人，那很可能是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飛彈，而是微生物。
但是那時候沒多少人在意我的警告，這場演講的影片觀看次數已累積將近4400萬次，但是其中有95%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地震、海嘯要演習，疾病也是
從開始了解大流行病的準備與防治以來，我很訝異，全球竟然沒有任何系統性地持續進行全面演習（full-scale exercise），也就是實際調度人力資源和設備，盡可能接近真實災難情況，而不只是在會議室裡進行兵棋推演或系統測試而已。
長期以來，針對會造成損壞和死亡的一般事件，包括火災、天災和戰爭，各國政府都有建立好的因應系統：他們有專家能了解風險、取得所需資源和工具，也會演練緊急措施。
例如軍方會進行大型演練，確保他們準備好應變措施。機場會進行演習，查看是否能因應緊急情況。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會演習應對天然災害。就連學童也會參加火災演習，如果他們住在美國，還得參加槍擊演習。
但是面對疫病流行，我們卻完全沒做任何演練。人類這麼努力預防火災、風暴或他人的攻擊，面對這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敵人，我們並沒有認真防範。
世界衛生組織的流感準備計劃在2018年發表的疫病爆發演習指南中指出，「世界各國都投入相當大精力與資源，制定因應全國流感大流行的準備計劃，培養這方面的能力。但計劃要能有效實施，必須建立定期測試、驗證和更新的機制，也就是模擬演習。」
不願執行全面演習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畢竟這種演習成本高、費時，又勞師動眾。此外，也有部份公衛人士認為，為大流行病做好準備的最佳方式，就是模擬如何避免小型疫病爆發，所以不需要特別針對較大規模的疫病流行或大流行做準備，例如：供應鏈中斷、經濟停擺、元首出於政治因素干預防疫措施等。但事實證明了，這種演習絕對有其必要。
流行病發生率只會愈來愈高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將近3年還未結束，而且最糟的情況恐怕還沒有到來。我不想要顯得過度悲觀，但未來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傳染力更高、更致命的變異病毒株，機率高於5%。
類似流感病毒和冠狀病毒這類影響呼吸道的病毒，因為傳播速度很快，因此特別危險，未來爆發全球大流行的機率，只會愈來愈高。
一方面是因為都市化讓人類以愈來愈快的速度侵佔自然棲地，我們與動物的接觸機會變多，病害也就更有機會從動物傳到人類身上。此外，國際旅行愈來愈頻繁，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每年國際入境人次高達14億，在1950年代只有2500萬。
我估計，未來20年因為氣候變遷、自然引發另一場全球大流行疾病的機率超過50%。我們很容易會以為，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的傳染性和致死率跟新冠病毒應該差不多，也一樣會對mRNA疫苗這樣的創新解方有反應。但是，萬一不是呢？
透過全面演習，我們可以測試各種類型的病原體和場景，畢竟下一次疫病爆發時，什麼都有可能出現。面對未來的疫病爆發，我們至少應該像對待地震和海嘯那樣嚴陣以待。
人民不信任政府，不利防疫
除了缺乏全面演習之外，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許多國家的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逐年下滑，這對於未來防疫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根據「愛德曼信任指數」（Edelman Trust Index）針對全球28個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僅有52%受訪者認為政府是最值得信任的機構，遠低於2020年的65%。已開發國家的信任度更低，僅有43%美國受訪者認為聯邦政府最值得信任。
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就不可能支持政府的政策。一旦發生重大危機，就很難要求人民遵守規定，及時化解危機。
事實上，人民對政府不信任，並非是從新冠疫情爆發開始，主要驅力之一是社會愈來愈分化。這背後當然是很多因素造成，包括：24小時新聞輪播；充斥標題口號，缺乏理性辯論空間的政治氛圍；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不實資訊和假新聞滿天飛，這些因素都更加深人民的不信任感。
再加上愈來愈多民選政治人物採取極端立場，帶頭違反制度，鼓吹人民不要相信政府，只會讓情況陷入惡性循環。但是關於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老實說，我還沒有找到比較具體的做法。
不過這一年全球局勢變化劇烈，如今我們面臨了更棘手的挑戰：全球資源分配問題。
疫情與戰爭，排擠公衛資源
在正常情況下，G7（七大工業國）每年平均會捐贈大約1220億美元給低收入國家，協助改善健康醫療、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問題。
但是，如今全球同時面臨多項重大危機，除了新冠疫情之外，還有烏俄戰爭、糧食短缺、通膨上升等危機。
就以烏俄戰爭來說，已經有部份歐洲富有國家，計劃縮減本國公衛預算或是給低收入國家的醫療援助，轉為增加國防和人道救援預算（例如烏克蘭難民救援）。
當然烏克蘭難民的人道救援很重要，如何合理分配資源，同時兼顧各方需求確實不容易。但是，如果未來10年，全球公衛資源因為其他因素大幅減少，將會是一場悲劇。
過去20年，富有國家的捐贈援助確實明顯改善全球健康問題。2000～20年，全球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大幅下降50%；自2002年至今，全球死於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人數減少了46%。
但新冠疫情爆發後，多年的進步被迫中斷。全球瘧疾和結核病死亡率再度回升，兒童疫苗接種率也明顯下降。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2020年全球有將近2300萬名小孩沒有接種常規兒童疫苗，是2009年以來新高。
新冠疫情排擠了其他公衛資源，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如果這些國家未來無法得到足夠國際援助，全球將面臨更嚴重的公衛危機，付出更大代價。
2007～09年，雖然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但是我們分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後發現，這段期間富有國家提供的公衛醫療援助金額成長了16%。我們希望，未來富有國家依舊能持續維持對低收入國家的援助承諾，才能真正有效預防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的爆發。
【系列報導】
（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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