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士農工商」，為何日本的士，會成為尚武、重實踐的「武士」，而中國的士，則成為崇文、講理論的「文士」？中國有科舉制度，「布衣可為卿相」，階級是流動的，只要發憤讀書，金榜題名，誰都可以做官；日本則階級區分嚴密，階級秩序固定，行業世襲，出身農家，一輩子就只能做農夫。
階級嚴明，剝奪了許多人出頭的機會。但也正因如此，各個階層的日本人在本行業力求專精，不論是「町人」(商人)或是「職人」(工匠)，「在本業中有優秀表現的，就能獲得社會肯定。」專研日本史的學者李永熾分析，日本從德川時代開始，社會就是多元的，分工細密，重視專業，一個陶瓷工可以終生研究如何使杯口更圓而受到尊重。
文士追求功名利祿
相反的，中國的科舉制度雖然開放了社會流動的機會，但卻也讓整個社會只肯定「讀書——做官」這一件事的價值：「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社會上有些聰明才智的人都去擠科舉這道窄門，農工商等階層的優秀人才都被科舉吸納光了。讀書求學問的本身不是目標，而是求「功名利祿」的手段。不僅「學而優則仕」，有錢的商人也要買官來得到社會的肯定。
科舉考的是道德文章，而非專業才能，只要鋪陳出一篇大道理，不必實際去做。中國的讀書人因此尚空談、喜高論，「若重視數字根據、講求事物細節，會被人譏笑：『其器小哉！』」史學者吳密察説。
傳統中國所謂「教育」，其內涵也就與近代日本大不相同。在中國，「讀書」是一種行業，「教育」是為這批準備考試做官的人特設的。中國没有日本「寺子屋」之類的庶民教育機構，一般認為不考科舉的人没必要受教育。教育走上少數人追求的偏道，
一般人民的品質則無法提升。科舉又被政府用來當做籠絡控制讀書人(全社會才智較高的人)的工具。唐太宗看到讀書人紛紛來應考，便曾志得意滿地説：「全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牢籠之中了！」經過科舉取士，所有的士都成了天子的門生。
改朝換代的時候，新朝廷更以「訪賢」為名，強迫讀書人入籠。在明初和清初，大興文字獄，知識份子想保持一點學術自由、思想獨立，要冒著「夷三族」的危險。明太祖朱元璋把知識份子當奴才，隨意打殺；清朝的官員則根本自稱「奴才」。
中國的長期停滯不前，也與知識份子的重文輕武，重理論輕實踐有關。
研究中日近代史比較的學者信夫清三郎指出，中國士大夫是知識階層，他們為了參加科舉而擁有必要的詩賦經史等古典知識，他們學得的儒教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理想則是文治主義。」
中國古代文官和武官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政治家同時又是軍人，出將入相，是他們的理想。但到了宋朝以後卻改為堅持用文官的文治政策，軍人只能升遷到指揮官的限度，在這以上相當於軍部大臣、參謀總長的兵部尚書和樞密使等職，則由純粹的文官擔任。士大夫的文治主義看不起軍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就是中國社會蔑視軍人的表現。
武士為四民之表率
中國與日本體制的不同，在於文武的不同，日本的「士」是「武士」。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就確立了武士統治的政策，並規定「文武弓馬之道宜專精熟習」。德川強調「忠孝無二，文武不分」。
「弘道館記」中解釋德川「文武不分」的意義：「書冊以講道義，劍矛以練心膽，心膽實，而後臨難始可制變；道義明，而後方可修己而治。 且文之弊也弱，武之弊也愚。武以矯弱，文以醫愚。」
武士的第一德目是「忠誠」，他們可以為主君效死，但不是奴才，主從關係是相互的，像一個家族。
武士象徵日本社會對「人」的理想，他們一舉一動都要做四民之表率。
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舉例説：「武士走在巷道上，轉彎時都要轉九十度。」
除了「忠誠」之外，武士的其他德目如勇敢、名譽、奉獻、廉潔、樸素等，自江戶時代起，也隨著佔人口十分之一的武士的示範而滲透入民間。
日本學者森島通夫稱之為「武士道的世俗化」。在江戶中期，大地主和大商店出現，他們像是小規模的「藩」，為他們工作的佃農和店員則效法「武士」，要忠於主人，取信顧客。
江戶晚期，階段泯没，武士進入工商界的人數增加。日本工商界因此具備了一種令外國人瞠目不解的勤奮、奉獻精神，協助締造了明治以來的「日本奇蹟」。
同樣身為社會中堅，中國的知識份子多是尚空談的理論家，把「道德」寫成「文章」之後，任務似乎就已完成。日本武士則是劍及履及的實行家，一切從自身做起，所以能為四民的表率，是改造國家的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