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追想起 — 荷據

這群驍勇好鬥之人的領袖名叫顏思齊，是福建漳州出身的商人兼海盜。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一位——泉州人鄭芝龍。

鄭芝龍這年二十歲，相貌英俊，相當討人喜歡。他父親是泉州府的小官，他小時候就頑皮聰明又大膽，長大以後不但文章寫得好，而且會吹笛子、唱歌、跳舞，多才多藝。

然而，他十八歲時就因和父親的妾有染而被趕出家門，先到澳門，幾個月便學會了葡萄牙文，入了天主教，不久又搭商船到日本闖蕩。

 

隨顏思齊流亡台灣

 

隨著顏思齊等人流亡台灣，在他是意外的機緣，後來卻成了他發達的根基。

這批人在北港海邊搭起茅草屋子住下。為了擴充力量，他們招募家鄉的窮人來做他們的部下，漸漸有了三千多人，分散成十寨，各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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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台灣多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樹林直長到海邊來。進入森林深處，會發現密樹遮天，大白天黑得像夜晚，只在風吹樹動時，才看得到一線天光。偶一抬頭，可能驚見一隻身形有如兒童的老猿猴高踞樹枝上，圓睜著一對大眼睛；低下頭來，又看見一條長蛇，蜿蜿蜒蜒從腳邊爬過。野生鹿漫山遍野，毫不畏人。

島上的原住民至少有十餘種不同。魍港附近的華武壠社，與漢人相處得還不錯，常常用鹿皮、鹿肉，換取漢人的鹽、布、首飾等。

這本是一塊可耕、可獵、可漁的好地方。但是顏思齊等人發現最容易發財的行當是打劫船隻。

一六二〇年代正是明朝末年的天啓年間，受鄭和下西洋，開通南洋航線的影響，十五世紀開始，閩粵沿海的人民大量向南洋移民。他們到了越南、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地，做生意賺了錢，又運載當地的特產，假借「朝貢」的名義（明政府不准對外貿易），或以走私的方式回中國販賣，來回都要經過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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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率領屬下劫掠暹邏（泰國）來的船，船上載的多是香料、蠟、蜜、犀牛角等物，每次都得手，成為同夥中最富的一個。

 

荷蘭人白面紅髮

 

「魍港有一夥打劫強人」這消息很快傳到閩南去。就在此時，遠從半個地球外來的另一夥強人也開始來台灣島上打探，那是「白面紅鬚，鷹鼻貓眼」，被中國人稱為「紅毛番」的荷蘭人。

荷蘭人尾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來到東方，在巴達維亞（雅加達）建立殖民地，一心一意要和中國人做生意。他們和當時所有的歐洲人一樣，都對中國懷著羨慕、好奇、又覬覦的心情。

自從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宋末元初之際遊歷中國，盛讚中國的富裕與繁華，歐洲上流社會便為中國文化心醉神迷。當時南宋的首都臨安（杭州），人口已經突破百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馬可波羅更因為它的街道寬敞、運河交織、溝渠暢通，而稱它是「世界上最優美、最高貴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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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紀的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尤其令歐洲人震撼的是，在基督教以外的世界裡，竟存在著一個全然不同的超級文明。歐洲人的想像力飛馳了。

 

狂熱追求中國絲綢

 

十六世纪，東西海道大通以後，中國的絲綢、陶瓷、漆器等輸入西方，歐洲人為之風靡，英國學者赫德森形容當時法國的貴族階層「為中國絲綢的精美所傾倒而狂熱追求」。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歐洲的商人以政府的力量為後盾，駕駛商船，成群結隊航向東方。太平洋上他們眼中文化較低的南洋各地方，都是他們殖民的對象，但是他們的眼光始終鎖定中國。

一六二二年，鄭芝龍等人登陸台灣後的第二年，荷蘭軍官雷爾生率艦七艘，在澎湖媽宮（馬公）港登陸，不發一槍一彈便佔領了澎湖。

原因是，關閉自守的明政府，並沒有警豊到海上已是虎狼環伺，在澎湖並未駐兵設防，只於春秋兩季派兵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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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軍上岸後立即在媽宮和風櫃建粘土和木板的方城，與明軍展開了長達兩年的攻防戰。雷爾生要求割讓澎湖，並准許在中國沿岸自由貿易，福建巡撫商周祚答覆説：「你們先退回巴達維亞，或轉往台灣再説。」

明朝並沒有把台灣當作領土的一部份，也沒有興趣對外貿易。當時歐洲的工藝水準遠不如中國，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纪，歐洲一逕拿銀子來買中國的精美工業製品，卻沒有什麼産品可以賣給中國。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也是如此。

一六二四年，在新任福建巡撫南居益的強硬政策下，澎湖海軍已增援至一萬人，戰艦兩百艘。荷軍則總數才八百五十人，其中還有一百一十人未成年。雙方軍力如此懸殊，明軍又佔盡地利與人和，荷軍何以能撐持兩年之久？

中國方面的記載，只説荷蘭人建的城牆堅固，「砲樓堅緻如鐵」，不易攻下。十七世紀荷蘭學者岱波繪製的一幅「中荷交戰圖」，則説出了西洋人的看法。在這幅圖裡，無以數計的中國人赤著足，手持石塊或長矛，面對五、六個手執長槍和大刀的荷蘭人。（見二一頁圖）

荷軍組織精密，武器精良，因為歐洲兩個多世紀來歷經英法百年戰爭及其他各國間的不同戰爭，一直是在作武器競賽。在軍備方面，明末的中國已經落後西方。

兩軍相持不下，最後明軍使出「海禁」，封鎖斷絕荷人的糧食和水源，荷軍終於在風櫃城頭豎起白旗，分乘十三艘船艦，橫渡海峽，往台灣來，在當時叫做「大員」或「台灣」的台南安平登岸。

 

千里之濱鄭成功誕生

 

就在這一年，活躍於台灣海峽上的鄭芝龍，留在日本平戶的妻子田川松正懐孕待產，常常到海邊散步，遙望歸人。一日在俯身拾貝時突然腹痛，便在海過沙礫間的一堆岩石旁產下了嬰兒——日後的英雄鄭成功。

面對著平靜澄藍的平戶海峽，在「千里之濱」海灘的南端，三百年後的今天，緩緩的潮汐依然輕柔的拍打著這片「兒誕石」。旅日作家王孝廉曾這樣描述：

「黃昏的時候，海面上罩著一層薄薄的霧，起伏而來的波浪沖上了兒誕石，激起一片水花……。七歲以前的鄭成功，應該也有無數的黃昏，跟在母親的身後，拿著小鏟子挖掘沙灘底下的貝類。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祖國與父親，又是如何的一個形象呢？」

荷軍登陸的安平，那時只是一個名叫「台灣嶼」的小小沙洲，有很多林投樹和檳榔樹，望去滿目青翠，而且有甘美的泉水，是居住的好地方。往東隔一道清清淺淺的內海便是台灣本島。

 

行政中心熱蘭遮

 

台灣，中國古書上記載的「蓬萊仙島」，千百年來多少詩人墨客嚮往的「海上神山」。

西方人也驚羨台灣的美麗。一五四五年葡萄牙人駕商船經過台灣海面，遙望島上林蔥鬱，山勢雄偉，不禁大聲讚嘆：「好個美麗島（福爾摩沙）！」從此以後，西方的航海圖上便多了「福爾摩沙」這個地名。荷軍登岸後船長宋克在安平建城保，取名奧倫治（Orange），後來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就是現在的安平古保。經過三百年的海砂堆積，這沙洲早已與本島連成一片，再難想像當年獨立海中的景致了。

十七世紀的荷蘭，正處於黃金時代，在歐洲是繼馬可波羅的故鄉義大利威尼斯之後的商業先進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已是商業重鎮，不僅有國際銀行，商業法制和民法體系也已大致完備。為了商業的目的，積極航行拓展海外、開發貿易。

 

滄海桑田赤崁樓

 

荷蘭人登陸台灣以後，就在安平對岸鹿耳門港附近另一個叫做北線尾的沙洲建立商館，大興土木，為往來的中國、日本商人提供居住、談生意的場所。其中最重要的建築是普洛文蒂亞城，就是現在的赤崁樓。今天濃蔭掩映紅樓，老人成群閒坐的赤崁樓，仍然包圍在台南市最繁華的商業區中間，不過滄海桑田，赤崁樓也和安平古堡一樣，難覓當年「背山面海」、「潮水直達樓下」的痕跡了。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才在中國的大門外立定腳跟，西班牙人便不甘落後地尾隨而至。他們從已經佔領八十四年之久的菲律賓群島沿台灣東岸北上，佔領淡水、雞籠、蛤仔難（宜蘭）一帶，在那裡建了好幾座城，用西班牙文命名。今天這些名字大都不傳唯獨「聖地牙哥」，轉音成「三貂角」留存下來。

台灣形成割據的局面：台南附近是荷蘭人，東北海岸有西班牙人，嘉義、雲林一帶是鄭芝龍等漢人。中部（以台中大甲為中心）還有一個原住民的王國，是鬆散而形態原始的部落聯盟。其他原住民部落則散居各處。

 

東印度公司

 

第一個有系統統治台灣的政權是荷蘭人，而且是以公司企業體的形態，作荷蘭王室的代理人，殖民台灣。這政權的全名叫做「全荷蘭特設東印度公司」。

當荷蘭人以商治台的時候，北港那批勢力雄厚的漢人卻正打算回中國大陸去發展。

顏思齊死後（一六二五年病死，今嘉義水上鄉南鄉村有顏思齊墓園），以鄭芝龍為首的漢人，採取了與荷蘭人合作共存的態度。

會説葡萄牙語的鄭芝龍做過荷蘭人和漢人之間的通譯。荷蘭人的文件裡，以他的乳名「一官」稱呼他。到荷蘭人統治的中期以後，鄭芝龍的手下大部份轉為荷蘭公司工作，連荷蘭人的翻譯官何斌，都是鄭芝龍的老部下。不過，他們仍然是鄭芝龍的一支伏兵。

雄心勃勃的鄭芝龍相信自己決非池中之物，這亂世給了他更好的機會。他當上首領之後，便開始整編隊伍，訂立制度，製作旗幟，把群盜劃分成先鋒、左軍、右軍等，儼然是一支正規軍。三十六年後他的兒子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主要的理由便是：「台灣原是我父親練兵的地方。」

鄭芝龍的目標在大陸。一六二六年，他進攻金門、廈門、廣東，軍隊頗有紀律，很得民心。連他的對手福建總兵俞咨皐（抗倭名將俞大猷的兒子）都説他「禮賢而下士，劫富而濟貧」，形容他的手下偶然上岸買貨討水時，「閭閻市里，牽羊載酒，承匡束帛，惟恐後也」，海盜成了王師。

 

海盜與王師

 

這正是明朝政治和軍事腐敗至極的時候。全國各地都有飢民變成盲流盜匪，政府官員卻只是貪污不做事，女真族精銳在北方不斷窺伺進逼，軍隊的糧餉總是拖欠。

這樣的社會狀況下，官兵制不了鄭芝龍。他佔據廈門，「威名震於南海」。福建巡撫沒有辦法，只好招撫。鄭芝龍則想借官方的力量繼續擴充勢力，一説就降。不過他只帶了八百名部下，十二隻船降明，其餘三千部衆都留在台灣。

一六二八門崇禎元年了明政府授他「守備」職銜（相當於上尉軍官），要「以盜制盜」，利用他來消滅海上群盜。他毫不介意，也不靠官方支援，在金門、廈門等地收編流民，加以訓練，重建私人武力。七年之間，海盜全部消滅，他自己成為中國海上縱橫黑白兩道的最大勢力。

 

南海江山

 

他把南海當成他打下的江山。海上往來的每艘商船都要向他繳納保護費，每年每艘金額三千兩銀子（清末一個普通縣份全年經費也不過一萬六千兩），貿易利潤豐厚。當時的著名學者黃宗羲説鄭芝龍一年可收入好幾千萬，這數字也許太誇大，但福建海面的商船應以千百計。

政府等於拱手把海關稅權讓給他，站在禁止對外貿易的政府立場，這些走私船的稅權本來就不存在。

崇尚「儉樸」的明朝政府，這時候已撐不下去。一六三二年（崇禎五年），政府決定增稅，來支應東北作戰的軍費。結果全國一千一百多個縣，有三百四十個繳不出來；福建地方政府，在澎湖驅荷之戰中耗費了軍餉十七萬四千多兩，財政也陷人困境。

北方正鬧蝗災與旱災，陝西已悲慘到人吃人的地步。但是比對鄭芝龍的巨富，很容易看出，明末政府收稅的體系與方法皆出了問題。

 

稅收停留在包幹制

 

原來政府的稅基全靠廣大的小農，採單一稅率，平均徵收。稅率雖低，貧苦的農民仍負擔不起，真正有錢的人則毫無影響。

政府為什麼不能採取累進稅率？是多年來的老問題：中國欠缺實地調査的統計數字。誰擁有多少田地、那一塊地是好田還是旱澇地、一年收成多少等等，沒有人知道。稅務又採取「包幹制」（經過了幾百年，今天中國大陸的稅制仍然停留在「包幹制」），中央責成地方繳出多少稅金來，地方政府只好努力向下壓取。向誰抽稅？不會是向鄭芝龍這種惡勢力，也不能向利潤達二十倍的海商（因為「理論上」他們沒做生意），只有向搬不走、賴不掉的農民去要，但溫飽已成問題的農民卻無錢可交。

鄭芝龍撇開明朝租略、紛亂的行政體系，自創格局。他的幾萬部隊不靠官餉過日子，但是待遇特佳，士氣極高。除了肅清海盜之外，還曾五度擊潰由台灣進犯閩南的荷蘭人。

荷蘭人看出海上強人「一官」才是台灣海峽的實際控制者，馬上與他簽訂通商互惠條約。海上商旅這時很安全，因為有鄭芝龍的武裝船隊保護。正當東北烽火連天的此刻，南方的海洋經濟則極為繁榮。

這年輕的軍閥在離故鄉不遠的晉江縣安平鎮自建城池，作為根據地，在明政府之下維持著一個獨立的地位。他的住宅佔地數里，跨越城牆，「亭榭樓臺，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於泉郡」，而且與城外的兵營水寨連成一片。他又花大錢開通運河，讓海船可以直接開到住處之旁。

鄭芝龍衣錦榮歸發達後，便派人去平戶迎接妻子田川氏和兩個兒子。一六三〇年，七歲的大兒子（即鄭成功）先行前來，鄭芝龍看這孩子，別有一股沈靜嚴肅的氣質，認為「可以做讀書人」，給他取個讀書人的名字「鄭森」，請老師教他讀書。

 

少年鄭成功

 

少年時代，鄭成功就在晉江安平鎮的豪華宅院中度過。當他的父親、叔父等人忙著在海上與海盜、荷蘭人作戰，點數商船稅金、奇珍異寶時，他跟著老師讀書、作文、擊劍、騎射尤其喜歡讀春秋、左傳和孫吳兵法。在這裡，他度過了十二年純潔而平靜的歲月。（後來他收復台灣，懷念故居，便把台灣嶼改名安平。反而是泉州的安平鎮，現在叫做安海鎮了。）

正當鄭芝龍「貴震於七閩」的時候，福建連年凶荒、飢民遍野。巡撫熊文燦來向他徵詢意見，鄭説：「你聽我的。」他用官家的船隻，運載了好幾萬貧困的農民去台灣墾荒。在他的心目中，台灣是他的地盤。

 

用手採抜野生稻

 

荷蘭人也很歡迎漢人來台，因為漢人會種田。台灣有野生稻，品種比大陸好，但原住民不善農耕，又沒有農具，稻禾成熟時用手採拔，一甲稻田要幾十天才能採收完；開墾時也是用手挖地，産量自然不多。

那時台灣還處於草昧時期。「台灣通史」作者連橫從漢族儒生的立場，形容它是「土番所處、海鬼所踞，未有先王之制」。幾百個荷蘭人繞過半個地球，就能在萬里之外輕易佔據這陌生的島嶼，主要原因在於那時台灣本身全無組織——既無政治團體，也無商業集團可與之對抗。原住民分散又鬆散，漢人在鄭芝龍赴閩後群龍無首。而鄭芝龍志不在台灣。

荷蘭以商業建國，在海外殖民也是由民營企業衝鋒陷陣。不過為了避免各公司惡性競爭，政府強迫它們合併為「全荷蘭特設東印度公司」，資金全屬民間，但是享有軍事、外交等政府特權，在外代表荷蘭政府。

 

為了胡椒和靈魂

 

「公司」憑藉三種力量，統治台灣三十八年：軍事、宗教和組織。

從安平開始，武裝士兵向南、向北攻伐原住民。他們有長槍、大砲，使用弓箭的原住民人數再多，也不是對手。

緊接在軍事力量之後的，是宗教力暈。

西方殖民主義往往「一手舉劍，一手拿聖經」，葡萄牙人在回答「為什麼前來亞洲」這問題時，便説是「為了取得胡椒和解救靈魂」。荷蘭東印度公司也配屬傳教士（往往由士兵轉任），傳揚他們信仰的喀爾文派基督教。傳教士尾隨軍隊進入原住民各社，是帶有武力威脅的宗教使者；又設立學校，教原住民羅馬拼音法，是兼任教師；有些教士還擔任司法官和行政助理，在原住民社會無所不管。在宗教的影響之下，原住民更不敢反抗荷蘭人的統治。

來台的荷蘭人知道漢人另有宗教信仰，並不向漢人傳教。治理漢人，是以發展組織為主。荷蘭人來之前，除了鄭芝龍的隊伍之外，台灣本是一個空的社會，各人彼此之間不相統屬，也沒有權利義務關係。東印度公司認為土地全歸荷蘭國王所有，它自己是代為經營的總經理，組織體系是環環相扣的「結首制」。

公司提供土地、農具、資金、種子，幾十個漢人農民為一結，集體開墾，推出一人為小結首，幾十個小緒首中再推一人為大結首，向公司負責，很像公司裡的經理、課長、職員等編制，共同為公司生產，公司另有人負責運銷。所有從事農耕的漢人，便都成了公司人事網絡的一部份。

 

台糖公司的前身

 

一個企業公司如何決定其生産項目？通常是選擇利潤既高，又符合公司特長的項目。以農業來説，台灣的氣候、土壤適合種甘蔗，而由甘蔗提煉的砂糖又是日本和波斯都很需要的商品，於是公司大規模推廣種植。赤崁附近蔗田連綿不斷，形成農業資本主義式的單一經濟作物區，與大陸一般農家種一方稻、養幾頭豬、挖一個池塘養魚、田梗上又栽一排桑竹的小農田園風光大異其趣。

荷蘭東印度公司可算是台灣糖業公司的前身，一六五八年砂糖產量達到一萬七千石，滿足了日本和波斯的需要之外，還有剩餘可運往巴達維亞。

另外，鹿皮更是荷據時期的台灣特產，在出口貿易中佔龐大比例。鹿皮，日本武士最喜愛拿來製作陣羽纖——武士作戰時穿在甲胄外的披肩。據統計，一六三四年荷蘭人自台輸日的鹿皮有十一萬張，一六三八年增至十五萬張。

 

鹿皮製成陣羽織

 

與大陸中國尤其不同的是，公司各項生産的主要目的是交易，而不是自給自足。台灣所有的產品都是外銷導向，因為荷蘭人急於把生產所得換成可以攜帶回國的銀兩，這使得產品都成商品，資金流通迅速。

不過，這些資金來自公司，也歸於公司。這是一個殖民政府，所有的盈餘（包括稅收在內）全部解送回荷蘭總公司，分配給各股東。漢人和原住民，都只是生產工具而已。一六五〇年左右，公司在台灣的每年純益約為四十萬荷幣（相當於四噸黃金），難怪有一位荷蘭總督曾經很得意地説：「它（台灣）真是公司的一頭好乳牛。」

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利用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位於經濟封閉的中國之外海），全力發揮它的轉口功能，成為中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貨物的集散中心。十七世紀中期的台灣，已經像是一個小而靈活的經濟體，轉口貿易發達。

公司純粹出於私利的經營，無意中把台灣拖離中國歷史的軌道，提前三百年加人西方體系。台灣史研究者吳僑生因此説，荷蘭人入據台灣的一六二四年，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由於荷蘭人在台灣的經營，使台灣由草昧時期邁入了接受文明時期，為日後一連串的進步，奠下了最基本的礎石。

 

繪製地圖，管理台灣

 

這礎石是用數目字堆成的。作為海外分公司，它每年要向阿姆斯特丹的總公司董事會提出報告。舉凡生產項目（捕鹿、種稻、植蔗、捕魚等）、勞工人數（一萬一千名漢人）、產業規模（耕地總面積三千甲、漁船兩百艘）、運銷狀況、未來展望還有受洗人數等，無不經常調查、核對。今天在荷蘭的海牙檔案館，還可以看到當年台灣年度戶口調査的紀錄，村落數、戶數、人口數，十分詳盡。為了開採金礦，公司派人上山下海，繪製地圖，對於管理台灣也大有幫助。

荷治時代造成最大的影響是，台灣三百年前就有機會初步類現出以出口為導向的商品經濟雛形，與中國大陸強調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