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第一次風光 — 台灣開港

這些城鎮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後來駐打狗(高雄)海關的英國副領事郇和如此描述當時幾個主要廳縣的風貌：「鳳山縣(包括現在高雄及屏東一帶)，擁有大量未開發土地，盛產竹、水果，土地的水質極好，漢人利用水道運送貨物，寛闊大路的交通則大多以牛為主。出了鳳山縣治理區以外，是後來移民與原住民的混住區，這一帶移民大都是從廣東來的游民，喜好打鬥、訴訟，生活游移没有目標。」

「嘉義縣，原來叫諸羅，土地肥沃，稻種播下去後，不需太多照顧，就會自然成熟。這裡的住民也喜愛打鬥，常常為了一句話起衝突，也可以為了一句話和好，講義氣，民情喜歡誇耀服飾互爭艷麗。結婚時，他們會慎重考慮對方的嫁妝、聘金，這是一個很壞的風俗，流傳至今。」

「他們好的一面是，極為好客，陌生旅客來到這裡，只要隨意敲門，通常都會被熱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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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縣(現在台南一帶)，土地無限，但是經過長期開墾，土質已經露出貧瘠跡象，一年只能收成一次，這裡人民極喜歡衣著、裝飾。男性主持外面農事，女性大部份時間都在刺繡。」

這些城鎮的風貌，有些流傳至今，例如好客、熱情、講義氣，在今天台灣還常常能感受到。而浮華、誇耀、好鬥卻也成了抹不掉的惡習。

一八四〇年到六〇年，台灣在没有外界干擾下，默默完成它向農業社會的轉型。但同時期，歷史的浪潮又開始拍打這個在成長過程中，才剛站穩腳步的島嶼。

鴉片戰爭香港割讓給英國後，有著豐富資源與良好戰略及貿易位置的台灣，成了歐美列強想在中國沿海建立根據地的下一個目標。

一八四八年，英圈海軍提督親自來台調査基隆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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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三年，美國駐華公使帕克力勸美國政府採取行動，佔有台灣的東部或南部，以利美國商人的海航。第一任美國駐日公使哈里斯更多方搜集材料，寫了一篇有關台灣的報告，對於台灣的歷史、現狀、資源等都一一述及，送給美國國務卿，主張台灣這塊土地必須取得。碰巧美國發生南北戰爭，這件事就擱置下來了。

一八五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清廷再簽下天津、北京條約，列強希望台灣開港通商的願望終於達成。在這兩個條約下，長江沿岸及台灣各港口開設商埠，九龍租借給香港，甚至連鴉片輸人也正式加以認可。而俄國又以作調人向清廷索取酬勞，不費一兵一彈，就拿走烏蘇里江以東的九十八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

一八六〇年對台灣是個分水嶺。這一年台灣的淡水及安平在天津條約中，首次開放外國貿易，雞籠、打狗(高雄)也陸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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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京條約對整個中國或許代表一種恥辱，但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對台灣卻是一個有利的機會。

 

由歐洲決定

 

一八六〇年代的世界局勢比十九世紀初更劇烈多變。美國發生南北內戰；普魯士帝國在俾斯麥「鐵血政策」領導下，國力蒸蒸日上；義大利爭取獨立統一；「國家主義」在西方世界風起雲湧，歐洲各國為爭取霸權積極向外擴張，當時歐洲流行一句有名的口號：「遠東的事務在歐洲決定。」

政治勢力加速變化外，西方世界在產業革命長達一世紀的探索後，到了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又得到更輝煌的成就。

一八二五年英國人史蒂芬生把瓦特的蒸氣機應用到運輸，製成人類最早的蒸汽火車。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一小時可以行駛相當從台北到新竹距離的快速鐵路網已經遍布全歐洲。而這時候牛車仍是台灣的主要交通工具，台北的人要走好幾天才能到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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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對西方國家最大的影響是，把歐洲各主要地點的距離縮成十分之一，把一個政府所能治理的地區擴大十倍。

代表人類交通的另一項新突破是電信，於一八三五年登場，到了一八五一年，英法之間已經鋪設了全世界最早的海底電纜。

西方人的交通、電信、資訊流通對國力消長的決定性影響力在十九世紀的中期已見端倪。

因為開港而被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台灣，這時無疑有了很好的機會趕上世界文明革命的列車。

 

第一次繁榮

 

由於歐洲及美國對天然資源的大量需求，安平及高雄開港之後，台灣茶、糖及樟腦，立刻成為貿易輸出的主要物品。據估計自一八六五到日本據台前的三十年間，台灣因為淨輸出累積的財富已達到一千四百多萬海關兩，三十年間出口總值也增加了七倍。

自一八七〇年代起，台灣每年對外貿易都出現大量出超。當時中國大陸每年平均對外貿易只成長三．四％，台灣則以乎均每年六．五％的成長率，遠遠超前。

「這是台灣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繁榮，」東京經濟大學專門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史的劉進慶教授，歸納台灣近百年經濟發展的歷史。

而促成這次繁榮的原因，除了國際市場需求外，出生台灣新竹的劉進慶認為，主要是因台灣人民渡海而來，「商業目的很強，使得台灣的商品經濟特質非常強。 」

 

向大陸輸出

 

大陸的農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但台灣農業與大陸不同的一點是，農民種米、糖的目的，是為了向大陸輸出，以進口民生必需的日用品。這種經濟型態不僅使得台灣農業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商業貿易特質，而且也間接提高台灣農業的水準。劉進慶引用日本的資料指出，日本人剛佔領台灣時，曾很驚訝地發現，台灣農業水準，竟然與當時日本相差不多。

從重商主義立場分析，如果外貿大量出超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及近代化的標誌之一，台灣在十九世紀後半個世紀中，似乎最有機會成為東亞地區中，最快現代化的地區之一。

如果要尋找十九世紀台灣歷史的發展軌跡，大稻埕(今天台北車站西北方，靠近淡水河一帶，迪化街就在其中)無疑是個典型的代表。

大稻埕，沿著現在淡水河九號或十一號水門往市中心走，四周的建築，處處呈現文化的多樣性。以洗石子為建材的巴洛克式洋房，從屋頂高聳突出的山牆一眼可辨，簡單幾何圖形的壁柱欄杆，輝映十九世紀歐洲現代主義的理性精神，偶爾穿插其間的閩南式矮房，紅瓦覆蓋著斜屋頂，屋簷下設有亭仔角，紅磚及土埆壁的建材醒目可見。

與上海或日本的橫濱、長崎一樣，這些混雜著本土風味及西方特色的建築，背後都記載著一個東方城市在面對近代西方衝擊中的歷史紀錄。

大稻埕原是平埔族的居住地，在清代中期以前，只有少數漢人和平埔族在此耕種。由於有大片曬稻穀用的空地(稻埕)，因此得名。

一八五三年，艋舺(今萬華)一帶的「行郊」發生械鬥。行郊當時是台灣商人組織的名稱，相當於各種商會的前身。來往台海貿易的商人，為了互相照應，提供訊息或融通資金而組成各種不同的「行郊」。有以行業為主的糖郊、鹽郊，也有以地區為主的如廈郊、泉郊等。

艋舺這次械鬥發生在同安人所組成的「下郊」與三邑人所組成「頂郊」之間。結果下郊同安人戰敗，先奔往北方大龍峒，但不受當地同安移民接納，再轉到大稻埕，沿著淡水河建店屋，形成街市。由於大稻埕臨淡水河交通便利，很快就吸引了各地的郊商到大稻埕聚集。

到一八六〇年以前，大稻埕崛起的軌跡，在台灣歷史中是不足為奇的。

 

貿易型態的巨變

 

一個寬闊可以泊船的河港，擁有相當數量人口的腹地，勤奮的移民，加上為了共同貿易利益或因為相同族群而組成的各種商郊，大稻埕就像台灣其他的港口城鎮一樣，在短短十幾年內，崛起為台灣與大陸市場貿易圈中的一份子。

這些著名的港口城鎮，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萬華)」外，還包括烏石、梧棲、東港、基隆、打狗(高雄)等，固定向大陸輸出米、糖、少許茶葉，輸人日用品及手工藝品。

一八六〇年淡水開港，大稻埕一百多年來依附大陸市場的傳统貿易型態有了巨變。

一八六一年就任第一任英國駐台副領事的郇和，在淡水領事館觀察到，許多福州和廈門的商人從台灣北部艋舺一帶輸入茶葉，再將台茶與閩南地區質量較高的茶葉混合之後，轉賣到大陸內陸各省，賺取中間利潤。就任副領事以前，就曾在台灣做過兩次自然生態調查的郇和，在當年的領事報告中對台茶做了介紹，並將台灣的茶葉孷寄給英國的茶評家鑒定。

這份報告並没引起英國官方太大注意，三年後卻刺激了另一位在英國寶順洋行工作的約翰．多德。一八六五年多德來台北收購樟腦及販賣鴉片，發現北部山地適合種茶，便展開了台灣茶葉最黃金的開發歷史。

被稱為台灣茶葉「開發者」的多德，對台灣製茶業最大的影響是，輸入第一套近代商業社會的產銷模式。他先從福建安溪運來最好的茶苗，分發紿淡水附近的農民，為了控制茶葉來源，他又透過洋行大量提供貸款紿茶農。

一八六七年，他大膽雇用了兩艘帆船，載著貼有「台灣茶」招牌的茶葉直航紐約，出乎意料贏得很好的聲譽。這是台灣茶第一次外銷美國。

多德的成功故事，吸引了大批外商來大稻埕設立茶葉洋行，到一八七二年大稻埕已經有五家專營茶葉的外商洋行。

善於痙商的閩南人也相繼渡海到大稻埕，到一八七六年，華人也在大稻埕開了近三十家商行。

 

最早的世界第一

 

茶業興盛，大稻埕出現難得的景觀，一八七八年淡水海關的貿易報告書上如此形容：

「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大約十五年前連一株茶樹的影子都難以見到，現在幾乎每一片山坡都蓋滿了茶樹的綠葉，甚至連番界邊緣的內山，在新墾的山地上也可以見到小小的、一叢叢的茶園。 」

許多培茶廠在大稻埕紛紛成立，一時間大稻埕變成類似現在的加工區。據估計，當時每天到大稻埕採茶、揀茶的茶葉人口，到達一萬人以上，許多人就蹲在現在還存在迪化街一帶的亭仔腳揀茶葉。

台茶步上出口迅速成長的時期。到一八七八年，茶葉已佔北部出口總值的九〇％。

除了茶以外，樟腦與糖的輸出也同時激增，成為世界主要產地之一。在人造樟腦出現以前，據估計台灣出產的樟腦佔世界樟腦總產量的七〇～八〇％，是最早的台灣世界第一。當時另一項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場。其中一種「莫莫」珊瑚，據估計也佔了世界總產量的九〇％。

可惜的是，台灣人並不知珍惜，經過幾十年掠奪式的開發後，這些原始的台灣第一好景不常，都已消失。

一位那時曾來台澤探訪的法國作家lmbault Huart就曾為文批評，中國人只忙著採伐樟樹，卻瀨得種植樹苗：「總有一天，生產會不可避免的涸竭下去。不幸的是，中國人從來不想到將來，他們只享受目前，再没有旁的什麼。他們僅在砍去樟樹的地區種著藍草或茶樹，原因是這種植物可讓他們在最短的期間獲得利益。」

美麗的大片樟樹林在台灣已近絕跡，如今只在台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樹梢，看見翠綠、纖細、秀麗的樹葉隨風搖曳，依稀喚醒一些昔日台灣之美的記憶，卻無法令人想像當初這第一個「台灣第一」的盛況。

由於貿易快速成長，大稻埕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為台灣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現象，在大稻埕到處可見。

錢財到了外國人和富商手中，許多基層的勞工，並没有因茶業興盛而改善生活。

後來日據時代，台灣民間廣為流傳的劫富濟貧的「義賊」廖添丁，就是出没在大稻埕一帶。

以記載當時台灣社會現象「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一書而成名的美國記者德微臣，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層勞工的生活景象説：

「數以百計，衣衫襤褸，雙腳赤裸、貧困不堪的茶販，年復一年地挑著他們的茶葉來大稻埕售賣，但是他們得到的銀子，在回家之後一轉眼就不知去向了。他們的住屋，和(茶業繁榮)以前一樣破爛陳舊，他們使用的農具和以前一樣極為簡陋，就連屋裡跑出來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樣餓癟著肚子……。」

 

王永慶的頑先

 

台灣光復以來最大企業集團台塑掌門人王永慶的祖先，就是世居新店直潭的茶商，家境貧窮，以至王永慶唸小學時半工半讀，為人看牛。清道光年間王永慶的高祖母攜子媳，從福建泉州到直潭經營茶業，世代都與直潭其他居民一般，過著赤貧的日子。每年只有春天到秋天，半年可做生意。

他的祖父王添泉告誠子孫：「經年拔草、巿水沖刷土地，茶山總有一天會變成廢山，希望你們日後不要再靠茶為生。」王氏家族日後遷移各地，但在直潭的一條小路旁，仍有一棟三合院式的磚房，保留為家祠。

吸食鴉片的惡習是當時一般民衆無法提高生活水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儘管清朝在兩次鴉片戰爭中賠款割地，鴉片仍然源源不絕地進入台灣及中國各地。

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簽訂時，原本視為走私品的鴉片便被准許合法進口。條約中規定，鴉片視同「藥品」的一種，只要繳完稅就可以進口。「台灣對外貿易的第一天開始，鴉片便以合法進口貨的面目出現在海關貿易的統計表上，」研究台灣近代史的學者李祖基教授寫道。而台灣吸食鴉片的風氣似乎比大陸任何地方都還要盛。英國領事館的一八八〇年報告中如此記載：「台灣鴉片的食用量，平均還超過大陸。吸食的人，主要是下層的勞動者，許多是買不起好鴉片的貧窮者……。」

據統計，從開港起，台灣每年的進口品總值中，鴉片佔的比例平均高達九〇％以上。

一八九三年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到台東就任縣長時，就驚訝地發現，部隊十人中九個人有吸食鴉片的習慣。吸鴉片花掉所有的薪水，使得這些士兵皆形容羸槁，窮窘而無聊。

胡鐵花大驚，立即設想對策，入癮太深的兵士全淘汰，淺的叫他們自己戒掉，他勒令各軍營，限一個月戒煙，還發放戒煙丸治煙癮。但成效仍然不好，無力之餘，胡適的父親在日記上寫下對台灣的感想：「地則煙瘴甚厲，軍則煙癮甚深，整頓實難。」

 

被扼住的貿易

 

深一層探究，吸食鴉片反映的其實是台灣人消費習慣的部份縮影。研究台灣近代史的馬若孟教授指出，清代台灣中下等家庭的農家，四四％的收人花費在飲食上，三七％花在拜拜、應酬、冠婚喪祭等禮儀上，教育只佔了〇．五％。

台灣無法從貿易繁榮獲得利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的利益並没有真正落入茶農、茶行或中南部樟腦商人的荷包中。實際上，外商洋行利用控制金融的方式，牢牢扼住台灣的出口貿易。

以茶業為例，在華人茶行尚未加入茶業抗爭之前，台茶從加工到輸出完全由英國洋行一手獨攬。洋行控制茶源的手段是，貸款給茶農，使得茶農必須仰賴洋行的融資管道，等茶農收成茶葉後，洋行便全數收購，在自己的洋行內加工精製然後轉往廈門，轉銷美國。中間附加的高額利潤便完全落入洋行手中。

一八七〇年以後，華人茶行加入，洋行更改策略。由於華人經營的茶行規模不大，但數目很多，洋行便透過類似中間商的「媽振館」(Merchant)貸款給這些小茶行。當茶葉出口數量不斷增加之後，隨著貸款數目增加，洋行的資金便完全由英國當時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匯豐銀行供應。

 

錯失了進步機會

 

這種連鎖式的借貸，據日本人東嘉生估計，匯豐銀行當時以六厘利息貸給洋行，洋行以一分二厘利息轉貸給媽振館，媽振館又以一分五厘利息預借給茶行，茶行再以更高利息轉貸給茶農。層層轉貸的結果，利息全部由茶農生產者負擔。

外商洋行不僅用這種壟斷金融的手法，牢牢控制台茶的輸出，就連其他糖與樟腦的出口，也都用同樣辦法壟斷利益。後來日本治理台灣期間，商社也用金融手法，控制了整個糖業的生產及運銷。

台灣開港把台灣的經濟一度帶上新的高潮，但由於當時缺乏便利的交通建設，讓台灣經濟錯失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以最大的出口品茶葉為例，因為台灣北部缺乏大型的良港，大稻埕到基隆港之間又没有便利的交通，以至於台茶必須先從淡水運到廈門，在廈門裝運後，再由大船運到各國。如此一來，不僅延誤時間，也提高了成本。

當時速七十公里的火車已經遍布歐洲大陸時，台灣陸地上最常見的交通工具卻是水牛。十九世紀末在台灣傳教的米勒神父曾對台灣的交通有這段生動的描寫：「在台灣，牛被當作普遍騎用的動物，牠們從小就被訓練，行走時，快速穩妥，與最好的馬相同……。漢人騎牛，好像歐洲人騎在歐洲最好的馬上一樣威風，」以牛當交通工具普及到連「武官都騎牛」。

 

交通聯絡不便

 

交通聯絡不便的結果也造成這時期台灣經濟的另一項特色，即據點式的獨立發展，以及各地間存在極大的差異。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分析，在日本據台以前，台灣的經濟型態，基本上是以各個貿易港口為市場，各個港口又以腹地做為貿易的吞吐地。

例如，在嘉義原來的諸羅縣轄區內，可以通商船或小舢舨的港口，就有二十四處。斗六以北，包括今天的淡水港在內，也有九個港口之多。

由於西部平原的陸上交通大多被河川切割，這些港口就負起了島內各地聯繫，以及與大陸沿海及東亞地區貿易往來的重任。

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台灣曾經出現，北部缺糧必須從福建運糧補給，而福建的糧卻來自台灣南部的奇特現象。

而因交通設施不便使基隆老寮坑煤礦的開採功虧一蕢，更是反映當時的官府行事缺乏整體的規劃與考慮，平白失去了競爭良機。

一八七五年，正當同治的自強運動在中國大陸各地展開時，李鴻章及沈葆楨看中基隆豐富的煤礦資源，決定在基隆老寮坑一帶設立一座西式官營煤廠。他們請了一個英籍礦師，負責一切開採事務，又從英國買進最新的機器，並雇用一流開礦工匠。許多人，包括英國駐淡水的領事館，都對中國第一座官營西式煤廠抱以很高期望，認為基隆將成為遠東重要的煤炭供應地。

但是由於缺云基隆港到礦區的便利交通，生產出來的煤礦無法及時運到基隆港口，大量堆積在礦井附近以及 路旁。

而且，從礦區運煤到港口的運費，竟然佔了全部成本的八〇％左右，當時一噸煤在礦坑開採只要〇．六四元，從坑口到港口的運費卻達到二．三元。

運費的高昂，使老寮坑的煤反而競爭不過對外國客戶而言距離較遠的日本煤。

 

商港城市的興與衰

 

台灣的經濟因開港而繁榮，也因港口淤塞而漸漸褪色。台南的安平、彰化的鹿港以及台北的艋舺，曾經因貿易興盛而創造台灣史上最輝煌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時期。但這三個商業城市，都是因為本身具備優良天然港口條件而崛起，後來當上游河流帶來的泥沙逐漸淤塞這些港口時，官方及人民幾乎顯得束手無策。

先是台南安平大港，在一八八五年全部淤塞；接著號稱台灣中部咽喉的鹿港，在清咸豐年間因為上游的濁水溪洪水氾濫，鹿港溪口淤塞，十九世紀初七百噸大船可以往返自如、甚至鹿港人都可以在街上看到船隻直接駛人鹿港街口停泊的景象不再重現。當年飛帆雲集的港口，現在已經變成一片開發中的工業區。但鹿港至今仍保留著全台灣最完整的古街市。艋舺没落，淡水淤塞，則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漸顯現。

淡水港淤塞，除了河道淤沙外，根據研究台灣史的陳冠學的説法，另外有些因素是人為對環境的破壞。第一是中國的戎克船，毎次進港，就把壓艙物亂扔棄在港內；第二是淡水河上游森林濫伐，以及基隆河毫無節制的淘金熱；最致命的一擊是，一八八四年法軍侵略基隆想要奪取煤礦的戰役中，劉銘傳為了阻止法軍登陸，在淡水港口沈没了二十隻滿載石頭的大小船隻。

商港城市一個接一個没落，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許多因為貿易或天然資源而興起的小城鎮，例如，因煤礦開採而興盛的瑞芳，因淘金熱而有「小上海」之稱的九份、金瓜石，後來也都面臨同樣的命運。

這些城鎮的興起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擁有天賜的豐富資源，因此能夠一夜之間興起。這些城鎮的没落也有一個共同原因：當資源淘盡時，一鬨而散，只留下一城悲情與遺老口誦的世代軼事韻聞，供後來的人憑弔感傷。

 

游牧民心態

 

如果這些城鎮的興起代表財富或機會，對台灣人而言，十九世紀台灣歷史的軌跡似乎反映一種「没有永恆財富或機會」的不安定感。這種不安定感其實又是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所謂的台灣人「游牧民心態」的反映。

「台灣社會的掠奪性本質，還是游牧民式的。」在觀察台灣的歷史後，吳密察認為台灣其實並不是一個安於定居、愛土愛鄉的「農耕民社會」，而是具有「掠奪性、流轉性、非歷史性」的「游牧民」社會：「游牧民永遠逐水草而居，當一個地方的牧草已經吃完，他們便會趕著牲畜到另一個地方去求食。……這其實就是目前台灣社會的寫照。……是企業出走和移民的邏輯。」